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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庭荣分析，目的的正当性与采访手段所受压力是呈反比的。默多克所面临的此次危机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失衡，“当目的很正当的时候，手段受到的压力比较小。但当目的不是那么正当的时候，就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窃听丑闻不断被放大是因为这次行为偏离了民众的利益，这种非常规手段的使用没有能够与采访的目的达到有效的平衡。

美国新闻史上著名的“水门事件”对真相的揭露，记者就采用了非常规的采访手段。但是“水门事件”目的的正当性却压倒了一切，人们在关注重大政治丑闻的同时，就忽略了正当目的背后出格的采访手段。

而《世界新闻报》窃听的目的就不太正当，比如揭露王室的花边新闻、删除被害者语音留言，这与公众利益相距较远，甚至是相背离的。这样一来，满足部分受众欲望的传统手段就容易被质疑。

按照专业主义的操作手法，一些揭丑的新闻或者对公众利益有促进的新闻，都必须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才能揭露真相。但是这种手段夸大化以后，就突破了一些底线，一些社会公认的标准，产生一种权利的侵害。《世界新闻报》记者的窃听行为正是一种被夸大化了采访手段，因此饱受诟病。

“眼下英美等国的民众担心这种窃听的手段用于自己身上，其实这种忧虑是被放大了。”支庭荣解释，普通的公众，媒体一般不会感兴趣。真正面临危机的是政府机关的某一些人，他们忧虑自己不规范的操作可能受到小报的威胁，企图利用老百姓对王室传统的尊敬，利用受害者的担忧情绪，将其发展成为一个政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