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22日，本报记者（右）来到福岛核电站20公里警戒线附近采访，现场有不准入内的提示，气氛紧张。

日本大地震已经过去了一周年，其灾后恢复也正在缓慢地进行中；因为核泄漏而引发的恐慌至今仍未消除，以事发核电站为中心的20公里警戒区“鬼城”依然人迹罕至，许多被疏散的灾民生活仍旧没有安定下来。

上月底，信息时报记者亲临警戒线并深入区内工作人员中转站，本着无知无畏的精神闯入其中采访，从侧面了解了核电站内的情况以及工作人员的高强度工作。虽然无法深入采访到个人，但从现场人员的严肃表情和高规格的防护措施等细节均能可让人感觉到他们工作和精神压力之大。日前，为核电站工人做心理咨询的一名心理医生向媒体透露了这些工人的工作及精神状况，再次验证了记者们的感受。而本报记者的现场采访也展示了普通日本人的非常生活状态。

日本心理医生繁村淳一直负责给福岛核电站的工人提供心理咨询和辅导。在日本地震爆发一周年之际，他接受了德国媒体采访，称工人的精神创伤严重，心理咨询也很难提供什么帮助。而且，这些奋战在一线的工人并不像外界所想像的那样都是英雄，在日本经常遭受歧视和排斥。

身体遭受幅射 心理背负“原罪”

繁村淳说，他到岗之后，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对东电第一和第二核电站的1800名工人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普通民众受到海啸袭击后，约有1%到5%的人群会受到长期精神创伤；警察、消防员、救援人员等人群，会达10%到20%；而东电工人受到的精神创伤更要高得多。

头顶核漏“原罪” 频频遭人唾弃

虽然身处核事故现场，可是工人们对于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不太清楚。繁村淳说，工人们很多时候都十分茫然，对当局充满了猜疑。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中，谣言、误传又传得特别快，加重了大家的心理负担。应对危机本来需要快速、透明、准确地披露消息，尽可能多地释放信息才能阻止恐慌，可是日本政府要么不知道如何风险公关，要么就是消息闭塞，大多数时候都是采取缄默的态度，让工人们更焦虑。

在接受采访时，繁村淳说，去年3月份核电厂爆炸时，工人们都以为自己会死。不过事后他们都选择了继续工作。繁村淳说，在欧洲，这样卖力工作的人会被奉为英雄，在日本完全不是这样。许多工人的家就在核电厂附近，可是房子被海啸卷走，家人也被疏散，本来已经有点孤苦伶仃的感觉；雪上加霜的是，他们还要承受公众的责难，许多人都认为，核事故的责任要由东电负，而东电的工人都因此而背负了沉重的“原罪”。人们怕受牵连甚至都不与这些工人接触，这也是咨询师难找的原因之一。曾经有人捐赠一批新鲜的蔬菜给工人，当时东电无法提供；但捐赠人却是匿名的，也是怕被别人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