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的学者们都很清楚英国的企图，包括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HenryCarey)、美国政治家亨利·克莱(HenryCl ay)以及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 ch Li st)。他们都认为，自由贸易是一种遥远的理想状态，是一种只有在各国发展处于相同水平时才值得去追求的状态。他们还认为，在追赶英国的过程中，其他国家也需要通过关税保护培育本国的“新兴产业”，因为关税壁垒是其他国家面对世界贸易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英国时唯一的庇护手段。到19世纪末，美国和刚完成统一的德国的确在国家的关税保护下进行着工业化。

对此，英国的反应是搞“帝国联邦”运动，即试图把英国本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白人领地”转型成贸易保护市场，就像美国、德国设置的关税壁垒一样。伦敦的金融家们能够从单边自由贸易中获益。在英国工业深受美国和德国的贸易保护冲击时，单边自由贸易能够使依赖于股息收入的人通过投资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来获利。在大萧条中，英国曾经有世界上最好的工业基础，却逐渐被以国家为坚实后盾的美国和崇尚重商主义的德国踏空。今天的美国在扮演着19世纪英国的角色。而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以及巴西等快速进行工业化的国家，都在使用美德19世纪用过的策略。再往前推，这恰恰是英国在1840年前使用的策略。

第二，金融化。一个世纪前，英国金融行业的获利超过制造业的获利，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英国把重点的工业领域让给美国和德国等新兴国家，伦敦也依然是世界金融中心。这显然是愚蠢的想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已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债权国。一战以后，纽约和伦敦在全球金融领域平起平坐；到二战时，纽约已经占据头把交椅。从历史上看，美国在金融业上超过英国后，工业也随之超越英国。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未来中国主导全球制造业，那么它迟早也会主导全球金融，把纽约挤到和伦敦、法兰克福等城市所在的全球金融二线中去。对于目前的中国、巴西等“技术重商主义”国家而言，贸易上的顺差可以被充分利用。它们并不满足于购买实物产品，也不是在英美的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而是购买华尔街和伦敦的金融发动机开发出来的复杂的金融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