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汀生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理查德·克罗宁在听证会上说，中国的崛起及其“想成为东亚与东南亚支配性大国”的雄心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问题。他称对美国及中国的邻国而言，“中国崛起的最具挑战性的方面”是它缺少对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承诺。他认为，美国对中国挑战其“核心利益”——航行自由——的担忧，以及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的争端事件升级，使美国决策者“含蓄地站了边”。他指出，中国的邻国日益靠近美国，会成为美国的地缘政治所得，也有利于美国扩大在东南亚水域的军事存在，但美国在亚太海上联盟与伙伴关系的所得，或将为被卷入不符合美国更广泛利益的冲突的风险所抵消。

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布鲁克斯声称，中国在南海的“专断”行动可能威胁该海域的航行自由，影响全球经济。他称美国政府若不能在“迎接中国挑战”方面发挥“必需的领导作用”，将影响美国在东亚及全球的地位。布鲁克斯说，美国在南海地区的盟国和伙伴都需要美国保持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但他质疑在削减财政预算和担负其它全球责任的背景下，美国还能有多少能力保持在亚洲的军事存在。

尽管美国国会议员和专家学者们极力鼓吹“中国在南海的威胁”，将南海局势渲染得“剑拔弩张”，但在谈到“解决之道”时，也都只能承认冲突乃至战争不符合所有各方的利益，包括美国的利益。罗斯-莱赫蒂宁声称中国寻求控制南海以及西太平洋，“因此(中美之间)爆发海战的可能性不断增加”，而这“并不符合美国人民与亚洲人民的利益”。伯曼呼吁相关各方缓和紧张情势，避免以牙还牙，因为这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地区爆发冲突的潜在成本要远高于从南海海床中获取的潜在经济利益”。克罗宁说，由于中美双方经济的相互依赖与共同利益，中美之间的争执不会上升至美苏冷战的程度，当前美国应一方面坚持美国的海上权利，支持东盟等多边地区机构，一方面寻求与中国的积极接触。

在美国眼里，南海作为全球重要贸易通道及其巨大的油气储备而具有特殊的战略重要性，是“地缘政治上和商业上最重要的水域之一”。去年7月，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发表声明，强调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在南海航行自由、无阻碍商务、维持南海和平与稳定及各方遵守国际法方面具有“国家利益”。美国政府高官多次表示对南海主权争端不持立场，但在貌似公允的表态中均“流露出”对中国“以大欺小、恫吓胁迫甚至动用武力”的“担忧”，同时不断加强与其亚太盟友日本、菲律宾等国的军事关系。在美国着眼中国、向亚太战略再平衡的大背景下，南海争端、钓鱼岛争端的升温为美国紧拉盟国及伙伴国、实施大战略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但美国心里也很清楚，将危机管理在可控范围、保持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增长才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正因为此，美国政要及专家们既不时地“煽风点火”、指责中国“专横霸道”，又要大谈缓和局势、吆喝共同利益，美方这种渔翁得利的心态与自相矛盾的做法对亚太和平与稳定并无真正的助益。 (记者 王恬 张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