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阎连科无心写作，他追踪新闻，并在微博上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民族主义者恨不得对日开战，理性的爱国人士担心滑入民族主义而沉默。”

一周后，当他看到村上春树等日本知识分子在报纸上公开表达观点，在争端面前将理性引入讨论时，阎连科为“自己作为中国作家这么迟缓地做出反应感到羞愧”。为了呼应异国的那些同行，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纽约时报》旗下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

“在任何国家，如果听不到理性的声音，灾难会随时发生，而普通人将会受苦。”这位被认为总在描写中国阴暗面的争议作家，公开发出这样的声音。“我痛苦地了解到作家和知识分子在复杂世界的微弱地位，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有任何用处的话，现在是我们发声的时候。”

对于6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阎连科与村上春树都没有直接记忆。只不过，其中一位的父亲和叔叔曾在那时应征入伍参与侵华战争，另一位的故乡则在县志里留下被日军扫荡的记录。

几十年后，战争双方的后辈面对国内涌起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时，做出的选择是一样的，那就是坚守理性。

“如果日本、韩国和中国有更多的知识分子站出来，用理性的声音发言，而不是散布仇恨，沉溺于情感宣泄，不是站在一边袖手旁观，我们也许能够降低温度，给那些受到领土热情煽动的人们上一些迫切需要的冰茶。”在文章中，阎连科这样写道。

这样的声音在这个秋天显得弥足珍贵。在狂热中保持冷静只需要理性，在狂热中鼓励冷静则需要勇气。

这种理性与勇气，毫无疑问，目前看来尚属稀缺品。

从某种程度上说，村上春树与阎连科的言论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但他们的声音并不孤独。就在村上春树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同一天，包括诺奖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内的1000多名日本市民发表了终止领土问题恶性循环的联署声明，希望日本政府停止“不存在领土问题”这种认知。随即在中国，上百名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也公开表达了中日关系回归理性的呼吁。

这已经不仅仅是两个作家的隔空对谈，更是两个群体间的对话。他们所用的语言超越种族，彼此可以理解，如果其中的理性含量足够强大，更有可能成为两个国家恢复平和沟通的基础。

最后，还是回到文学本身吧。村上春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名为《开往中国的慢船》。小说中的他去“世界尽头的中国人小学”参加模拟考试，监考的中国老师站在讲台上说，中国和日本是邻居，尊重对方，只要努力，一定能成为朋友。

或许，阎连科会喜欢这个故事。(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