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冲突介入的模糊性

首先，美国在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是否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态度始终是暧昧的。1972年5月，基辛格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说过：“关于钓鱼诸岛最好的办法是不要让它成为大众关注的目标”。对于日本追问钓鱼岛是否包括在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之内的问题，美国在这年5月的一份机密文件中说：不要进行肯定地回答是否包括在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之内，而应该说可以被解释为是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　此处，“被解释”一语颇具深意，也就是说，日美安保条约不是必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而是可以“解释”成包括钓鱼岛在内，是扩大解释。这是美国高级官员首次表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美国显然是故意让该问题具有暧昧性。

2009年2月26日的日本媒体报导，日本曾再次要求美国确认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但是美国回避了明确表态。

2010年2月28日，美国国防部代理副部长(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East Asia)塞尼(David Sedney)在北京说：“美国不参与钓鱼岛的最后主权问题争论，这是美国的一贯立场。” 塞尼在此只提美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中立立场，却只字未提日美安保条约是否包括钓鱼岛在内。2010年9月发生“撞船事件”以后，美国仍然没有明确表示钓鱼岛是否适用安保条约。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只是说：“我们将履行同盟的责任”，但是，没有表示钓鱼岛是否包括在日美安保条约的防卫范围之内。直到9月23日，希拉里终于在日美外长会谈时表示：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但是美国并不对事件本身发表见解，她希望中日两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前原诚司听出了美国高官表态的潜台词，所以他说：“克林顿国务卿讲了，尖阁诸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但是，没有确定是日本的领土”。

其次，美国在是否介入钓鱼岛冲突上态度暧昧。美国即使表明钓鱼岛适用安保条约，也未必愿意真正卷入由此引发的中日冲突。2010年9月10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里斯多夫(Nicholas Kristof，中国名：纪思道)发表文章指出：完全看不出美国有为钓鱼岛而与中国开战的理由，何况美国并没有承认钓鱼岛属于日本。美国不会因为太平洋上的某个小岩石而冒发动战争的危险。克里斯多夫表示：就技术层面而言，日美安保条约涵盖所有日本行使主权的地方，而钓鱼岛目前由日本管辖，因此，如果中日两国因钓鱼岛开战，美国有义务帮助日本。但是，美国的立场一向是“美国不对钓鱼岛的主权问题表示意见”，这样，美国就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即：“我们并没有同意钓鱼岛肯定是日本的，却要因为钓鱼岛而帮助日本打仗。”所以，他说：“美国为了钓鱼岛这几个无人的岩石而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曾在小布什时代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迈克尔·格林也证实了克里斯多夫的说法，他说：“如果是日本首先采取了刺激行动，美国则未必全面赞同和支持日本”，他还说：“中日之间紧张关系升级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之所以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模糊政策，目的在于想在中日之间留下回旋余地，不同的时间和场合说不同的话，以此利用中日争端控制东亚国际关系，掌握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主导权。这种模糊政策也使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2010年发生的“撞船事件”，促使日本民主党摇摆的亚洲政策开始向美国回摆，日美同盟又成了日本唯一的战略选项；今年的“购岛”闹剧又为美国在普天间基地部署“鱼鹰战机”扫清了道路，使其重返亚太战略具有了整合性。可以说，在钓鱼岛问题上留下一个模糊的空间，显然有利于美国以调停者的立场在东亚事务上保持发言权，时而挑起争端，时而扮演调停者，以便为美国的亚太政策服务。(作者廉德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