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有分析称，安倍政府此举是意识到中国在亚太地区崛起而采取的战略之一。在一年多前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夏威夷峰会上，美国强推以美国为核心、排除中国参与的TPP，被一些媒体解读为“会中有会”、“组织内构建小组织”。其实，APEC是个结构松散的组织，“会中有会”的现象一直存在，至于“排中国性”，正是其最初架构孕育的初衷所在。

APEC的架构原则是“亚太经济整合”。早在20世纪初，日本就热衷于此，并用刺刀构建出一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随着日本战争冒险失败，“大东亚共荣圈”迅速消失。战后，日本重新崛起。上世纪60年代，日本重新重视起亚太经济一体化问题，一些有识之士指出，从政治上而言，亚太各国对日本侵略印象深刻，建立一个以经济互利为纽带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可以避免日本被“边缘化”;从经济上讲，日本发达的制造业需要原料和市场，拓展亚太经济空间对日本有利，且随着产业升级换代，落后产能也可向较不发达的亚太国家、地区逐级转移，形成所谓以日本为“头雁”的“雁阵效应”。

1965年10月，“太平洋自由贸易区”构想首次由日本学者提出，这就是APEC的雏形。它以日本为贸易区产业核心，包括东南亚和大洋洲的众多国家，但不包括中国、北越，也不包括美国。不包括中国不仅有政治上的排斥和猜忌，也有经济上的原因，认为中国太落后，会拖累整个贸易区;不包括美国，则是担心美国喧宾夺主。

1968年，“太平洋贸易及发展会议(PAFTAD)”在澳大利亚成立，这是第一个APEC前身平台。这个平台初衷是探讨并推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理念，使其尽快成形，然而事与愿违，PAFTAD成立后的讨论常常得出一个与初衷相反的结论——由于亚太各国和地区经济差异太大，政体、国情千差万别，地缘政治矛盾错综复杂，“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前景“十分悲观”。年复一年的“务虚”让PAFTAD逐渐被公众冷落，如今这个秘书处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堪培拉校址的平台依旧存在，却成为小圈子学者们内部讨论的俱乐部。

PAFTAD“虚体化”令日本受挫，但日本政治家并未气馁，主流的自民党政客智囊圈出现另一种推动亚太自由贸易一体化的思路——依靠美国和以美国为首、冷战以来形成的亚太政经同盟，通过经济援助和政治关系推动经贸关系发展，这就是所谓“太平洋贸发组织(OPTAD)”构想。这个构想把成员分为两层，一层是“发达国家层面”，另一层是亚太区域内其他“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值得注意的是，OPTAD的构想，最初仍然是“排华”的。

然而日本的这一倡议在东亚、东南亚反响平平。在冷战背景下，各国或对参加又一个区域平台的必要性心存疑窦，或对日本动机表示怀疑，只有同样是“亚太边缘国家”的澳大利亚反应热烈。1972年，日澳官方均对OPTAD构想表示“积极肯定”，并随后展开联合研究。1979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皮特·德里斯达尔和美国学者胡格·帕特里克联合提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框架”，首次提出“专业工作小组”概念，这一概念后来被APEC采用。

1980年1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澳，和澳总理达成“成立非官方研讨会，共同推动OPTAD”的协议。5月，日本在前一年成立的“太平洋盆地合作研究小组”提出成果报告，归纳出“亚太经济合作三原则”，包括防止排外的区域主义在亚太崛起，维持合作区域内自由、开放、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等。根据这一原则，当年9月，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召开了首届“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提出了由经贸合作迈向区域整合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这被认为是APEC平台的第二阶段雏形。

然而在大平正芳去世后，日本似乎对“花钱买空间”的亚太经济合作意兴阑珊，于是急欲在亚太寻找新定位的澳大利亚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推动者。由于本身远离远东是非，也不是区域经济核心，澳大利亚的亚太区域合作构想更开放、平等，更强调多边、互惠和相互依存，淡化了“头雁”、“雁阵”、“先进”、“后进”等概念，以及政治色彩强烈的排他性，中国的加入也变得不再虚无缥缈。许多澳大利亚学者认为，把人口最多、市场潜力最大的亚太国家——中国排除在外，是不可想象的。

1989年1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访问韩国，在汉城(今首尔)发出倡议，提议年内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国家部长级会议”。同年11月，首届“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在堪培拉召开。同年底，包括高管会议、峰会机制等在内，APEC轮廓大体形成。1991年11月，APEC宗旨目标、工作范围、运作方式、参与形式、组织架构等正式确立，中国、中华台北和香港三个经济体也同时加入，成为历史性一幕。

有趣的是，不仅PAFTAD，APEC的另一个前身平台——PECC也并未消失，只不过在APEC这个包容性强大的平台被亚太各国和地区普遍认同的今天，这几个雏形都演变成学术、知识交流平台。（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