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为了寻找突破口，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悄悄打电话给周南，邀请他到大使馆与自己共进午餐。

周南：到7月份的时候，他着急了，就请我吃饭。吃饭之后他说：“议程问题久拖不决，这对谈判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希望你们考虑。”(关于议程)我们中文里很简单，“主权的移交”，没有别的，就5个字；而按照英文的习惯，在主权前要加一个冠词“the”。他说加“the”不能接受，因为加了就是肯定了，必须要移交，他们不能在议程上先做肯定；建议把“the”换成“a”，意思是“一个主权的移交”，希望我们同意。

我一听这个不对劲，这个“a”没法翻译成中文，也不成话，“一个主权的移交”或是“某个主权的移交”，都不像话，而且中文根本没有这个冠词。当时也来不及开会研究了，我说：“这样我们万难接受。中文里根本没有这么复杂的问题，英文里的冠词‘the’‘a’，根据我对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们对‘the’有接受困难，我们也不能接受‘a’，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两个都不要，上来就是‘transfer of sovereignty’(主权的移交)，我认为也符合英国文化，你觉得怎么样？”他又跟他身边的一等秘书交头接耳商量了一下，说可以考虑，我说那就这么定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论了，中文不改，英文取消冠词。这个问题就此达成协议，接着7月份就开始正式谈判。

就在这顿看似平静的午餐之中，周南以敏捷的思维化解了困扰双方一年的议程问题，1983年7月，中英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正式开始。

周南和鲁平，自然均在中方谈判代表团之中。

鲁平：我对桌是大使柯利达，这个人很厉害，我们两人对面坐着。有一次谈判的时候，他对着我看，我也对着他看；他两个眼睛盯着我，我两个眼睛也盯着他；他不动，我也不动；他不眨眼，我也不眨眼。我们两人就这么盯着，看谁先动。这些事有的时候很有趣。

一边斗智、一边斗勇，中英双方就如此在谈判桌上步步为营、暗自角力。但是主动权始终控制在中方手中，英国人变着法子地寻求“以主权换治权”，中方却丝毫不为所动。一位英方代表团成员甚至承认中国人把他们“搞得狼狈不堪”。

外界自然也对谈判寄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双方商定，会谈内容绝对保密，对外只发表公报，因此，所有媒体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每次简短的公报上。

周南：第一轮公报还写得客气，“双方就香港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有益的和建设性的讨论”。到第二轮，那就更剑拔弩张了；第二轮、第三轮，柯利达甚至讲，要保证香港的繁荣，不但要英国管制，还要把香港和内地隔离开来，不要受中国内地的影响。他先用的是“隔离”，后来他说要“绝缘”，要使香港跟大陆绝缘，根本碰不到才行，说得很不像话。双方爆发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所以第二轮的公报就改变了，我们主张划去“建设性的”，因为(结果就是)彼此知道了对方的观点，但这没有多少建设性。第三轮更有意思，两个形容词都画掉，既没有“有益的”，也没有“建设性的”，就是双方又进行了一次会谈。这看起来是小事，引起的震动却很大，外界特别是香港媒体很敏感，一看公报措词一路往下降，就知道会谈不顺利，肯定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紫荆绽放之拉锯

1984年，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换人，周南从幕后走上前台，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英方由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斯接替柯利达出任团长。而鲁平仍然以西欧司顾问的公开身份参与谈判。在随后的谈判中，英方不断地在各种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

周南：我接手以后，英国的谈判方式、策略也有所调整，不再正面地攻击我们的观点、政策、方针，而是采取迂回策略。比如说“十二条”，每次谈一条，谈两天，上来他(伊文斯)拿出两三张纸，说这条我不反对，但是我的理解、英国方面的理解是应该如何如何，还包括建议如何。我们一听他的理解，有时候包括他的建议，完全是挑战我们的主权。

在中方代表团的“十二条”基本方案中，有一条提出“凡是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在香港设立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英方却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周南：他说英国跟香港的关系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设总领馆，设立高级专员公署；外交代表不叫总领事，叫高级专员。我一听马上说不行，因为我在英国前殖民地也就是英联邦成员国待过，这个情况我很清楚，英国只有派往英联邦成员国的外交使节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级专员，设立的机构不叫大使馆而叫高级专员公署。我说：“你们提这个意见是什么意思？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个独立国家，即使是英联邦国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设立高级专员；第二，只有英联邦国家你们才设专员，你们是不是想把香港作为英联邦成员国来对待？你能讲得出你们英国在任何非英联邦成员国的国家，设立高级专员公署这样的外交机构吗？”

他当时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阵说：“有啊，比如有些国家都派有商务专员。”我说：“你这就胡扯了，我们也清楚这个商务专员同文化专员一样，都是大使馆下属的外交官，由商务部派的，有的叫商务参赞，有的叫商务专员，是一回事，跟你说的高级专员是两码事，你不能来糊弄我们。”这下他没办法了，最后放弃了(这个意见)。

随着谈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团在香港隶属问题、高度自治问题等方面都制造了一些矛盾，使谈判不能顺利进行。直到在整个谈判结束之后，周南邀请伊文斯吃饭时，伊文斯才一语道出当时英方步步刁难的用心所在。

周南：我请他吃涮羊肉，当时就半开玩笑地跟他说：“大使阁下，你应该很清楚，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不会让步，可你们在谈判过程当中总是不断地提出挑战我们主权的意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说句老实话，我们要是不提一下，怎么就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接受？”他是步步为营的，所以哪一个问题上你稍微松动了，他就往前进攻了；你给他封住了，他就没办法了。这也是我们的一条谈判策略：我们的底牌不能马上亮出来，而要争取比底牌更高一点的成果，维护国家的权益。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方虽然步步紧逼，但中方在香港回归的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于是，英国人方向一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1984年4月，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代表英国方面向邓小平提出：香港人心脆弱，希望中国不要派解放军驻守香港。邓小平立刻反驳：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辖、掌握，中央一定要在香港驻军。双方开始就“驻军问题”进行谈判。英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表示反对；而周南则牢记邓小平的指示，在驻军问题上寸步不让。

周南：既然国防由我们来管，当然我们要有驻军的权力，我们需要在香港驻军。而且我们很大方，英国在香港驻军，军费是香港纳税人付的；我们不占这个便宜，驻军费用由中央直接拨付。

鲁平：我们主要是负责国防，香港内部的治安事务我们一律不管，只管国防。但驻军是主权的象征，我们必须要坚持。我们人数不在多，但驻军是一定要驻的，这是个原则问题。

周南：谈到这个他就反对，反对的理由也莫名其妙、无理找理。我说我们必须驻军，因为回归了，这是我们主权的象征。他说：“你们不需要驻军。”我说：“为什么？你们需要，我们就不需要？你们可以，我们就不可以？”他说：“我们不一样，我们离香港十万八千里，(从)海上、空中(走)都很远，万一发生什么事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不驻军来不及；你们有广州军区，部队离香港不远，真正需要的时候可以过来一下子。但是过来也必须要有特首的邀请，还要立法会通过，而且任务执行完了以后就要离开，不能驻在这儿。”我说：“那不行，必须常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