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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仍然是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推动力的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进行全球生产、分配和销售。随着跨部门、跨行业的巨型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兼并、组合，使跨国公司的国籍仿佛变得“模糊”。很多西方学者和政界人士借此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国家主权消亡论”。从这次经济危机中发达国家的表现可知，国家依然是无可替代的主要国际行为主体，这些跨国公司的国籍也并不模糊。危机伊始，美国政府就拿出7000亿美元救市，前后向花旗银行提供了450亿美元注资，并为其30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提供担保，在花旗集团的持股比例将上升至36%。通用汽车公司宣布破产，“新通用”将获得美国政府301亿美元破产融资，美政府将持有60%的“新通用”股权。英国政府为其第三大银行莱斯银行高达2600亿英镑“有毒”资产提供担保，英国政府持股比例将从现阶段43.5％至少升至65%，莱斯也成为第4家收归国有的银行。这些行为充分说明，无论跨国公司的生产能力有多强，也必然依附于母国的公司，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必然需要依靠国家的力量。“主权消亡论”只不过是发达国家推行霸权的一种手段而已，发展中国家对此更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4．当前经济危机更加印证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论断的科学性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论调甚嚣尘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非常有代表性。福山认为，“如果现在的政治社会组织形态已完全合乎人类最本质性的存在，历史即已走向终结”。（《历史的终结》第162页）当前的经济危机再次戳穿了“历史终结论”的神话。生产的社会化迫使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所允许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生产关系也进一步社会化。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阶段国际垄断资本的力量更为强大。仅以汽车行业为例，世界最大的22家汽车制造公司已经垄断了世界汽车生产的97%，其中10家最大的公司垄断了75%的产量。另一方面，国际垄断的一个很重要的新特点是，以更少量的份额就可以控制一个大跨国公司。战后，美、日等国一般持有一家公司5%以上的股票，就能对该公司施加重大影响或进行控制。

现在，这个比例显著减少了。比如，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长期以来曾由大通曼哈顿银行单独控股，但战后随着众多法人股东纷纷打入该公司，至80年代中期大通曼哈顿银行仅占有该公司1.3%的股份。这也表明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消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发作。当前的经济危机不仅说明历史没有终结，反而更证明了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使得“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简称“两个必然”）这一原理的科学性。

当前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有可能动摇美元霸权地位，并催生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但并不能说美国已经彻底陨落、资本主义行将灭亡了。美国和英国等国家一些银行和企业的国有化也并非标志着这些国家即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次经济危机下，很多国家纷纷推出经济振兴计划，并作出了相应的政策调整，比如美国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强化集中监管、扩大监管范围和内容等等，意在防范新的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些举措再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释放出空间，同时也证明了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综上所述，当前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绝不是靠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注入大量资金就可以彻底挽救的。所有这一切再次表明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危机后的复苏只不过是酝酿着资本主义更深层次的矛盾，只会换来危机更猛烈的爆发，同时也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暂时性以及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必然性。(刘海霞)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