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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美国还故意制造假新闻以迷惑视听，在伊战期间，电视上出现过一个住在堪萨斯的伊裔美国人兴高采烈地对着镜头说：“谢谢你，布什。谢谢你，美国”。事后才知道这是美国国务院精心安排的“杰作”。伊战期间，布什出访，总是遇到示威抗议，为了抵消这些新闻，白宫官方网站刊载了布什出访受到“热情欢迎”的报道和画面。在战争中，连伊拉克民众推倒萨达姆的雕像也是苦心导演出来的。据纽约时报提供的数据，布什政府在其第一届任期的四年中，向全国各州电视台和大报提供了几百条“新闻”供媒体播发，而且绝对不说明这些新闻是由政府“加工制造”的。

此外，美国政府还运用行政权力和金钱来打压说真话的媒体和新闻记者。在伊战中，至少有四名记者或主播因为不听话、或违规讲了真话、或发表了不利于军方的报道而被赶走。另外，政府还出钱雇用“制造新闻”的公司，不惜给丰厚的报酬；美国军方在伊拉克还以付费的方式让伊拉克媒体刊登有利于美军的新闻。总之，在使用枪炮的同时，美国还以金钱来收买舆论工具使之成为“御用”，所谓“新闻自由”在这里成了任人揉捏的面团。

连《纽约时报》也曾批评过美国政府的这种善于“包装”的“不正当宣传”。该报曾刊发过一篇《布什当政：一个预先包装的电视新闻时代》，批评政府控制新闻是家常便饭。但布什却亲自出面辩解说：这些行为是合法的，而且他不会停止这种违背“新闻自由”的行径。对于美国新闻业的这种现状，美国报业专栏作家克鲁格曼说：“在这个国家，我们确实没有书报检查，找到不同的观点仍然是可能的。但我们确实有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里，主要的媒体公司以取悦执政党的方式去报道新闻。”这种“制度”加上政府的操纵，美国的“新闻自由”就成了泡影。

西方国家总是以“新闻自由”来责难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目的是为干涉别国内政找借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英国都没有《新闻法》，在出版法中只含糊地提出“出版自由”的模糊概念，根本没有“新闻自由”的概念，但其政治家和媒体大亨总是咄咄逼人地批判别人没有“新闻自由”。他们依仗其舆论力量的优势去颠覆他们不喜欢的政权，苏联、东欧的剧变就是明证。而在他们国内，则利用各种法规限制新闻、言论、出版自由。所以，许多西方国家的新闻学专家不相信什么“新闻自由”。法国的贝尔纳·瓦耶纳教授在其《现代新闻学》中说：“所有的政府都是以主权原则为理由，要对新闻的输出或输入进行独家控制”。日本的和田洋一教授在其《新闻学概论》中也指出：“国际报道实际上是处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通讯社的垄断之下的”，“在日本是信息输入国这一点上，可以说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从新闻自由这一点上看，日本又将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上应付发展中国家”。

西方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喋喋不休地对别人大念“新闻自由”的目的何在呢？就是要制造一个幻象来恐吓、挟制别人。马克思早就指出了资产阶级这种虚伪性。他说：“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第5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当工人阶级揭露资本主义残酷的原始积累时，他们便编造“原罪”的神话，“反复念叨这种乏味的儿童故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为其剥削罪行开脱。像封建贵族一样，他们也学会“把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以欺骗人民。“新闻自由”就是资产阶级用以恐吓、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虚幻的神话，至于他们自己是决不会真正实行的。

20世纪新闻事业的发达与进步彰显了人类追求真理、光明与进步的历程。那些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许多记者付出了他们一生的辛劳甚至生命，他们为此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残酷迫害。记录巴黎公社斗争的利沙加勒曾被法国政府拘禁，公社失败后流亡国外，得到马克思的支持，才得以出版《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报道十月革命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遭到美国政府迫害，两次被捕，最后在苏联出版了他的著作。采访过苏联的记者斯特朗一回到美国，就被联邦调查局塞给一张传票，要她当天就出席法庭受审，家中被安装窃听器，一直被折磨病倒。到过中国红区的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被麦克阿瑟将军指控为间谍。采访过毛泽东的斯诺受麦卡锡主义迫害，流亡瑞士而病死。即使一直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毫不沾边的德国记者君特·瓦尔拉夫，也因为揭露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一再被大企业主以“诽谤罪”告上法庭。20世纪这些记者的典型遭遇，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

（作者尹均生：华中师范大学新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