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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见到这首传抄词的时间大约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标明词作的时间是“1974年12月26日”，题目是“给总理”。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上流传的其他多首“毛主席诗词”不同的是，这首词的真正作者，至今仍无从知晓。

从该词的形式上看，它或许称不上是一首“规范”作品；而从该词的内容上看，它却相当准确且出人意料地揭示了处于晚年最后时光的毛泽东的真实心态（包括“文革”情结）。应该说，该词作者即便不是毛泽东本人，也不应是远离政治高层的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位作者所冒的巨大政治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该词的真实作者及其创作背景等情况的考证，应属于本文以外的论题。这里，笔者仅就与此关联的毛泽东晚年的“文革”情结，谈一点个人看法。晚年的毛泽东，曾多次谈到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一、创建了新中国；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曾不解地问他：“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毛泽东回答：“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

笔者以为，毛泽东这里提到的第二件大事——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性的说法。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领导的27年里，他念念不忘、所思所患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防止它得而复失。“文化大革命”，是他为巩固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当中，被他认为是最具代表性和“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毛泽东认为：建国以来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也就是他将“文化大革命”作为平生“第二件大事”的主要缘由。

实际上，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都在强调这个问题。

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曾袒露心迹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要是按照他们（指毛泽东误认为搞“修正主义”的领导人）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文化大革命”中期，他又提出：“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