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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正确解决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的论述，也是十二大报告一个重要特色。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深刻阐述了物质和精神的辨证关系。十二大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把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解决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决策，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是新时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如果说十二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找到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那么十三大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十二大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正确认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情和基本出发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正确地把握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并据此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但是没有预见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内的具体阶段性问题。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的基础上，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并回答了俄国要分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具体阐发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发展阶段问题。毛泽东曾经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他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建成作了明确的区分，并提出了“不发达社会主义”、“比较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可惜毛泽东没有沿着这一正确的思路继续前进，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高度提出了“大过渡”理论，认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4]应该指出 ，大过渡理论是对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的曲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是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 ，而不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而毛泽东提出“大过渡”理论却是把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包括在过渡时期之内，把本来应该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时消灭阶级的任务推到了只有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时才能完成。这样就把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所以这种理论实际上阻碍了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