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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针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社会主义观。他先是给社会主义做了一系列否定性的规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最后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多年理论思考的基础上，他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新的肯定性的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釜底抽薪，从根本上瓦解了脱离生产力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观，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科学的水平。

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了改革开放和大胆利用市场经济等战略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大胆改革，从而开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从农村向城市全面推进。更重要的是，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我们实现了对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市场经济逐渐被人们接受。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需利用市场来发展自己，从最初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最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中国的经济彻底摆脱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观念的束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否定，是社会主义观的重大革命。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启了崭新的社会主义观。在这种新社会主义观的指引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化和实现形式，是中国模式的经济基础。它既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鼓吹的私有化模式，是名副其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即中国模式。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社会主义观与中国模式的拓展和深化

在对社会主义本质再认识的过程中，我们虽然破除了“两个凡是”、姓“社”姓“资”等思想禁锢，但往往又被姓“公”姓“私”的抽象论争所束缚，而且我们还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化需要政治体制、文化观念、党的执政观念和执政方式的变革相配合，这要求我们进一个拓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时也需要我们完善和丰富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完善和发展中国模式。一般的观点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但它也蕴含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进步一解答，并由此推动中国模式的发展和完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与人类的先进文明包括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加以对接，并在社会主义本质内涵中新增添了“政治文明”这一范畴，从而丰富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第二，它对中国特色政治文明模式的构建提出了科学的指导原则：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第三，它对公有制进行了重新理解，提出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一创造性理论命题，为探索中特特色的所有制模式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解决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遭遇的所有制难题；第四，它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和科学。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到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到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从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到正确应对和驾驭经济全球化、促进共同发展……。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邓小平开启的新社会主义观，并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了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