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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不同程度的心理失衡。

仕途的坎坷，升降奖惩的荣辱，是每一位乡镇领导干部无法回避的问题。在领导实践中，有的乡镇干部习惯于逆向的社会比较，即在利益分配或职务晋升时，往往与利大于己的人攀比；而当追究责任与处罚时，则习惯于与那些有严重过失或错误的人相比。譬如有的乡镇领导干部自认为自己能力强，贡献大，付出多，但回报少，社会承认度低，心理的天平难免失重。加之农业税改革之后，乡镇领导干部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催粮催款在以往是乡镇干部很重要的工作任务，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公共权力”；现如今乡镇干部的角色由“催征员”变为“服务员”，乡镇干部的权力被削弱，导致工作手段相对弱化。对此，一些乡镇领导干部在历时态社会比较中产生了较大的心理落差。与此同时，近年来，江苏的不少乡镇撤并，由此带来利益关系的调整与重组，使一些利益相对受损的乡镇领导干部因此感到心理不平衡，有的还滋生了消极不满情绪。加上舆论导向不力，社会上对乡镇领导干部存有一定的偏见，甚至将其人格形象“妖魔化”，也使乡镇干部倍受委屈，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其心理失衡。调查还显示，由于苏南、苏中与苏北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地区乡镇领导干部的工作环境、工作对象及福利待遇等也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乡镇领导干部的心理失衡较为显著。

三是人际关系协调困境。

人情与面子是中国人际关系的潜意识或潜规则。在传统中国社会，人情与王法、天理并列，是规范人的言行的重要环节之一，无人情、不通人情或不近人情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而通情达理、合情合理是受社会赞许的。至于面子，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将它与命运、恩典并列，视之为统治中国人的三大女神之一。林语堂认为，面子的神妙之处在于它可以“得”，可以“失”，也可以去“争取”，更可以当礼物一样“赠送”；它抽象而不可捉摸，却是中国人社交往来最细腻的准则。在这样一种文化心理的积淀下，乡镇领导干部在工作实践中碍于人情面子，要分出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来应对种种微妙、复杂的人际关系。名目繁多的应酬，迎来送往，左右逢源，四处结缘，这种情形使许多乡镇领导干部苦不堪言。调查发现，有的来自苏北的乡镇领导干部在党校学习期间，周末几乎很少回家，房间里堆满了礼品，为的是公关、“化缘”要项目。调查同时还显示，目前在农村尤其是苏北农村，家族势力的扩张，给农村社会关系的理顺带来了一定阻力。可有时乡镇领导干部又必须借助于家族势力来处理一些棘手的难题，这就使他们对农村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处理不自觉地陷入了两难困境。在乡镇，几乎很少有人将乡镇干部作为终身职业来选择（尽管可供其选择的余地很小），当问及在乡镇干部这个职位工作最好不要超过几年时，大多数人给出的答案是5-10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乡镇工作时间长了，会“陷入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难以脱身”。

除此之外，乡镇领导干部普遍缺乏有效、积极的负面心理能量的宣泄通道。乡镇干部在日常生活中多半是以打牌、玩游戏、看电视、喝酒、抽烟、泡澡等中性的甚至消极的心理调节方式，来排解内心所承受的压力与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