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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社会公平的严重缺失。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都决定了追求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性。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解决了中国几千年的不平等问题，把中国由一个极不平等的社会变成相对公平的社会。30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使得我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大为改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另一方面也确实出现了不少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问题：地区差距明显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失衡，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特别是在那些社会地位相对下降的群体，如下岗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边缘人群或者弱势人群中，不满情绪在不断增长。这些情况，不仅大大削弱了共产党的威望或权威，也使处在贫困端的群体开始怀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一定程度的体制排斥现象。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而造成该结构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分隔，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也就是说，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4］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从而成为中国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重要诱因。

四是多元分化的政治诉求与政治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的矛盾。社会分化是社会转型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条件之一。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与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我国正由相对一元的社会走向多元社会，传统的社会群体，如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出现分化，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进入新兴的利益群体，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种分化必然会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及原有利益格局的重构，由此带来的利益冲突的加剧将不可避免：一些人成了经济迅速提升中的新富群体，也有一部分人成为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社会分层化、利益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的发展取向，必然导致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使得他们对通过政治参与实现自身利益的渴望急剧膨胀。与此同时，我们的党和政府还没能为满足这些政治参与的要求做好充分的准备，提供足够的条件。一旦这些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政治诉求长期不能得到满足，就必然会对执政党的权威造成冲击：能否容纳不同的阶层？能否整合不同的社会力量？能否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能否缓和社会冲突并消解不稳定因素？这些都对执政党的权威构成了挑战。如何在传统社会群体急速分层、政治诉求多元的条件下，使党既能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又能最大限度地调节和缓和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冲突，以赢得绝大多数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进一步提高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权威性，将成为中国实现政治稳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