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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文化根源：利益价值取向的偏差

政策文化是公民对于这个国家或地区公共政策的基本看法，反映出大众对于重大政治问题的政策倾向、态度和价值取向，它影响到民众对社会的认识、对具体问题的理解和对理想目标的追求。执政当局有制定政策的功能，如何制定政策本身就会受到特定国家或地区政治文化的影响，反过来它又通过制定政策来影响政策文化。任何政策都有一定的价值取向，政策作为对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应如何分配，分配给谁，分配多少，都涉及到决策者的价值取向；同时，它又为社会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实践活动提出行动导向，离开了导向就失去了政策存在的意义。[xii] 贪腐的形成与政策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策文化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官员和民众对贪腐成本、风险、是非的价值判断，一旦官员或民众认为当局的政策价值取向可能导致贪腐成本和风险的降低，就有可能滋生贪腐现象。另一方面，政策对社会资源的不公正分配本身也可能会导致贪腐的发生。比如说，公职人员如果觉得通过公职获得的收益与他的付出不成比例，就可能产生强烈的贪腐动机，而厂商业者如果觉得某项政策会损害到自己的利益就可能进行非法寻租行为。民进党上台以来，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政策价值取向的引导方面，都产生了容易滋生贪腐的效果。

首先，政策导向以党派、个人和财团的私利为中心。民进党的政党属性决定了其制定的政策反映的是该党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但作为台湾地区的“执政党”，它的政策同时必须符合多数民众的公共利益，在进行社会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注意平衡原则，不能对本党、个人和财团有过度的利益倾斜，从而损害到社会公众的利益。陈水扁上台以来，台湾当局的不少政策自利化、财团化的倾向非常明显，从而导致与财团有关的弊案频发。特别在陈水扁极力推动的“二次金改”政策中，他刻意抛开财政专业部门，亲自主导这项专业性强、涉及面广、利益关系复杂的改革，希望通过公营金融机构的民营化，将财富转向支持陈水扁的“绿色财团”，培养亲陈水扁或亲民进党的金融资本集团，成为绿色势力的依靠经济力量。[xiii] 又比如在“中华电信释股案”中，台“交通部”将原持有的100％“中华电信”公司的股权，经5次民营化释股后，使该公司的公股部分降至50％以下，使“中华电信”公司正式成为民营公司，导致市值近6000亿新台币的“公营企业”因此被贱价转给了财团。民进党当局的上述政策导向除了专业层面因素以外，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从图利财团中最大限度地获取政党和个人的政治和经济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