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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政策取向着眼于短线操作，政策表现趋向极端化。民进党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缺乏长远的眼光和战略性规划，往往只是着眼于短线操作和短期获利。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除了决策者的决策水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短线政策更有利于图利某些特定的利益群体。一般来说，当政治人物或官僚的政治职位短暂和不稳固时，他们就会更注重获取短期的快速回报，而当他们的职位相对稳定和长久时，他们就更注重长期效应以最大化其收益。[xiv] 短线政策操作可能导致的后果是某些公职人员或厂商业者不得不考虑如何在利己的政策变化前尽快获取高额利润和回报，甚至不惜采取非法的途径。短线操作、图利特定群体的政策取向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民进党当局的政策越来越呈现极端化的趋势，以此来掩盖贪腐行为或为贪腐提供庇护。在最近爆出的系列涉及到陈水扁亲信家人的弊案后，陈水扁为了巩固权位，不断向“台独基本教义派”等极端势力靠拢，坚持实施某些不符合多数民众意愿和需求的政策，不仅伤害到民众的利益，而且在客观上为贪腐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第三，政策规范功能屡受质疑，示范效用缺失。政策是一种行为准则和规范，其约束力介于伦理道德和法律之间。[xv] 只有制定政策者自己带头遵守政策规范，民众才会信任并遵守政策。民进党上台以来，陈水扁当局的政治诚信屡遭质疑，已经几近破产，其制定出来的政策自然得不到民众的信任和接受。况且陈水扁的亲信、家人和民进党的高官屡屡爆出自己违反政策规定的贪腐弊案，如为吴淑珍推轮椅的罗太太冒领“国安局”经费、陈水扁动用“空军一号”为儿子陈致中下聘礼、陈水扁女儿的管家阿卿嫂支领“总统府”的薪水等等行为，都使民进党当局理应遵守自己所制定政策的示范作用消失殆尽。美国学者西尔德波认为，腐败的盛行既与病态的政治形式相关，又与不信任、耍花招、阴谋诡计的社会氛围有关，它会对社会的一般信心和信赖起到腐蚀作用，从而导致难以维持公民的道德。[xvi] 陈水扁和民进党当局的贪腐行为还为台湾社会道德规范起到了错误的示范作用，当陈水扁将在野党因贪腐而提出的“罢免案”操弄为“蓝绿对决”的时候，一些民众在族群动员的政治氛围下，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是非观念，甚至有人为他们的贪腐行为进行辩解。这种道德伦理在政治操弄下的错位使得陈水扁当局敢于“理直气壮”地为贪腐护航，而并不在意其政治和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