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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管辖权是中朝争论中唯一涉及朝鲜内政和主权的问题，彭德怀在1959年受到批判时对此也不回避。但正如彭所强调的，对铁路实行军事管制是在战争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处理办法，并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立即将铁路交还朝方管理。不过，在莫斯科干预下强加于人的做法，毕竟给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阴影。

五、关于停战谈判签字的时机问题

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方面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并决定了“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毛泽东随后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接着又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他们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月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据苏联大使观察，“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尽管他们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金日成从北京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甚至在马立克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朝鲜的报界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此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虽然朝鲜领导人后来也“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是其负责人李克农）为能达成停战协定而对美国人过分宽容和让步，同时也抱怨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充分地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特别是当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时，金日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他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的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

后来因美国代表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了过分，并在谈判区的进行挑衅，中方表现出强硬立场，才使朝鲜人的情绪有所好转。不过，苏联大使注意到，“最近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

然而，中朝双方对谈判的态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