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在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从西柏坡村迁往北平的途中，到了保定市，闻知保定市要举行庆祝大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贺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行动。”而在这之前一个月，即2月14日，中央曾给华北局一电报，电报指示，在林伯渠将已到东北的一批党外民主人士迎来北平，同已在这里的民主人士汇集后，要专门召开一次欢迎大会。一个是要开欢迎会，一个是不要开欢迎会，两相比较，适成对照。这不仅体现了中共严于律己和谦虚谨慎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共对各民主党派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真诚团结合作的政策。
还有一件事更令人感动，就是1949年10月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写的一封信。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开国大典刚刚举行过，他的一位表舅向三立在来信中谈到他的另一位亲戚希望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位置”。毛岸英在给向三立的回信中专门就此事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毛岸英的这封信，句句铿锵，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就在写这封信的一年之后，毛岸英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牺牲了。他是这么说的，也真正是这么做的。他用自己的行动，向党向人民也向他的父亲，交了一份共产党员的正气长存、永不褪色的考卷。毛岸英是“考试及格”了。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同毛泽东对他的严格要求，勤加教诲分不开的。开国后那几年，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全党团结一致，兢兢业业，聚精会神，艰苦奋斗，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上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毛泽东在进京途中所发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誓言是实现了，而且，的的确确是考出了个“好成绩”。——这是举国人民所公认的。
（黄少群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毛泽东。张弛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罗庆宏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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