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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权力结构还没有充分分化的状态下，如何实现权力制衡，找到一种对公权力制约的有效制度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这一政治模式最终将有多大的张力，或者在什么范围内得到海内外的广泛认同，获得民众信任，也取决于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程度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分析和判断，在于，目前中国政治模式中有关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确实难尽人意。尽管理论上几乎完美无缺，如执政党的监督、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以及民众的监督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显得苍白无力，捉襟制肘，以至于出现了让很多普通人感受到“越反越贪”的怪现象。反过来，如果中国的这一政治模式，最终不能在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方面，找到“四两拨千斤”的制度设计，体现人类政治文明中的分权制衡原则，这种政治模式也许会受到更多人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晰的认识。

从社会模式来看，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和社会组织力量的壮大，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将如何加快社会改革的步伐、改革社会管理体制，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同样是不容忽视的。

完善中国模式任重道远

记者：通过上面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模式具有的现实和潜在的优势，以及面临的诸多问题，都需要我们审慎地对这一模式进行再认识。我们如何完善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呢？

汪玉凯：实际上，人们在实践中似乎越来越形成某种共识，即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中遇到的诸多深层次问题，最终都与我们的政治有关，或者与我们的政治模式有关。如何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促进中国政治模式的完善，将成为我们无法逾越的使命。

按照这样的逻辑，我认为，我们在不断完善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政治模式的变革和完善。其基本趋势是，要从“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逐步转向“人民意志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在实现这一转换过程中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解决，但我认为，最关键的是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和建设问题。因此，如何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四大领域（即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六大议题（建设学习型政党，发展党内民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党的优良作风，深入反腐败），进一步加大对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就成为完善中国政治模式中最核心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