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史学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社会科学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刺激了部分历史学家的心灵。借用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G。Iggers）的话来讲，就是他们试图放弃“对叙述和事件的强调，而寻求建立一种有关结构和社会力量的‘历史社会科学’”，同时，他们坚持认为“历史之能有科学性仅仅在于把能够数量化的各种普遍关系加以系统阐述”。于是，开始纷纷探讨历史研究的计量问题。这些开拓者有法国的让·马泽夫斯基（JeranMarczewski）、皮埃尔·肖努（Pierre Chaunu ），美国的李·本森（Lee Benson）等。计量史学的号召在西方史学界很快得到响应。一时间，学术期刊充斥着关于历史学科学化的讨论。迈克尔·坎曼（M ichael G 。Kammen）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现在看起来，有一种现象简直就像惯例，经常会出现以‘历史与社会科学’为标题的论文，而且从未真正间断过。”计量史学者频繁地参加学术会议，并成立自己的学术组织。1957年，在美国经济史协会（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举办的学术会议上，有些计量经济史学家开始崭露头角。三年后，兰斯·戴维斯（Lance Davis）和休斯（J。R 。T 。Hughes）在普渡大学（Purdue）组织了第一次“经济史计量方法讨论会”，并将其发展为年度会议。1983年，美国“计量经济史学会”成立，试图将有志应用经济学理论和统计技术研究经济史的学者组织起来。类似的学术组织在短短数年内，纷纷出现于欧洲、亚洲的多个国家。另外，计量史学者还主办专门学术刊物，筹建大型数据库，以交流学术成果和提供数据基础。当然，最重要的实践活动是计量史学家们的学术创作。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出现了一批应用计量方法的史著，如道格拉斯·诺思的《美国经济的增长》、皮埃尔·肖努的《塞尔维亚与大西洋，1550－1650》等等。同时，统计学表格在欧美主流史学期刊中也越来越多。根据摩根·苟索尔（Morgen J。Kousser）的统计分析，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美国史学期刊每500页就会比前一年多刊载1~1。5个表格；至1985年，每100页就会刊载7。5个表格。这些数据表明，史学家们为应用计量方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随着计量史学的蓬勃发展，国际史学界逐渐接受并认可了它的成就和地位。1962年，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了计量史学分会；1972年的国际历史学大会，正式接纳计量史学为历史学的新分支。80年代末的美国大学，在能够培养研究生的历史系中，约有64％的历史学研究生培养方案设置了计量方法论或统计学，高达80％的学者认为高级统计技术对于分析绝大多数历史资料是有用的。到90年代，计量史学的成就甚至获得了全世界的瞩目。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罗伯特·福格尔（RobertW。Fogel）和道格拉斯·诺思，以肯定他们“为解释经济和制度变迁，通过应用经济理论与计量方法革新经济史研究”的贡献。
不过，反对计量史学的声音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未停止过。60年代，阿瑟·施莱辛格（ArthurSchlesinger）就说：“所有重要的问题之所以重要，恰恰在于其不受量化回答的影响。”卡尔·布里登博（CarlBridenbaugh）也曾号召史学工作者“绝不向计量女神的圣地膜拜”。真正的挑战其实来自计量史学内部和后现代史学。1975年，罗伯特·福格尔写出《历史学中计量方法的局限》，标志着计量史学由自负向反省的转变。而劳伦斯·斯通（LawrenceStone）《叙事体的复兴》的发表，以及海登·怀特（HaydenWhite）、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影响力的扩大，则让计量史学者们更加彷徨：计量化真的能将历史学变为一门科学吗？从那时开始，计量史学便逐渐让出史学潮流引领者的地位而走向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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