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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各部门间的有机联系，以及整个经济结构中某些部分对其余部分的影响，并意识到了局部或部门的危机、波动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马克思深刻阐明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要实现再生产的正常进行所涉及的两大部类平衡问题。这种平衡既包括使用价值的方面，也包括价值的方面；既有相对稳定的简单再生产分析，也有比较复杂的动态的扩大再生产分析。

运用这一分析方法可以看到，在社会再生产中，两大部类间若不能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社会再生产就无法在扩大的规模上顺利进行，就会产生大的波动和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美国金融资本的力量日益增强、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正是凭借于此，美国在国内事务和世界事务中的获利能力和支配地位日益提高。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弱点和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它像一柄双刃剑，在推进美国经济快速扩张的同时，也促使这一经济体和世界经济产生新的薄弱环节，从而使社会再生产的平衡关系变得不可持续。

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研究金融危机基本制度层面的问题，不研究体制、技术层面问题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把有关国际金融危机体制、技术层面原因的研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可以更紧密地把社会再生产的总量关系和结构关系联系起来，更清楚地说明实体经济对于虚拟经济的基础作用。

虚拟资本积累对于实体资本积累的效率有着巨大影响，它在适应实体资本积累时，可以使市场交易更加方便，从而加速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进程，但它的基础是实体经济，是不能脱离实体资本积累而单独发展的。否则，不仅不能促进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因此，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金融工具创新，使虚拟资本的积累服务于实体资本的积累，保持社会再生产各产业之间的动态平衡，是防范金融危机的重要前提。

三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经济化“危”为“机”的根本途径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坚定不移地推进科学发展。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赋予其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针，也是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指导思想。一年多来，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制度优势，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只有在实践中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才能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