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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收入分配难以调整的核心在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包括资本所得、政府所得和劳动所得等三个部分。在当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较强的政府控制力需要政府税收比的高比重；而当前企业的高利润是源于很多企业的垄断利润。若企业的增长不是以就业最大化为目标，则会出现就业的相对不足，工资收入的增长不足，劳动收入占比根本没法调高。

高投资必然导致高储蓄和低消费。因为投资的经济决定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于政府和资本的实际掌控者，这是个经济规律。如果没有有效的二次分配调节的话，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促成了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推高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于是，家庭形成的购买力越来越消费不掉投资形成的产能，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变成顺差。投资的经济必然走向出口的经济。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由2001年的174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44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如此下去，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掉了，这个循环就会告急。

寄望进一步加大投资，消化已经不能为出口吸收掉的储蓄，强行要重续这个循环，那么由投资而来的下一期新增的储蓄怎么办？不是意味着我们未来需要更多的外需或者投资来吸收吗？这样走下去，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越来越高，而消费率还会越来越低。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使中国实现消费转型的关键在于初次分配，要改变初次分配格局就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中国产业呈现出超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扭转这一趋势只能靠经济模式的彻底转型。未来如果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调节资源配置方向，抑制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粗放式增长；打破金融垄断，大幅降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的税负，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延伸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就是做就业的，做收入的。如此，微观上个体的效率决策，却可以创造出一个宏观上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分配结构。大幅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最终就形成了中产阶层的橄榄形社会结构，中产阶层是什么？那就是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和中国的城市化提速，这个基于收入的良性循环才能持久。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