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国，魏、韩、赵等贵族势力在分晋之前，已经在自己控制的领土上逐渐推行旨在削弱他们属下的贵族势力的、以郡县制为中心的、非世袭性官僚体制，并在土地所有制、税收与法制上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三家分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君权以及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魏、韩、赵三国先后发起了在法家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全面性的改革。“三晋” 中，魏国率先进行了改革。此后魏国实力大增，称雄战国，迫使其他国家加以效仿，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从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至前4世纪中叶的旨在强国厉兵的法家改革浪潮。由于没有欧洲式的教廷势力和城市中产阶级势力的抗拒，更加上北方各国的贵族势力在“封建危机”后均走向式微，战国时的国家因此就能在战争的推动下几乎毫无阻挡地走向强大。显然，中国强大的官僚制国家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治水农业”的产物，而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战争背景下国家和社会的互动。
在战国诸雄中，秦国的贵族势力相对薄弱，因此改革更为容易推行。同时，秦国因为发起改革较晚而能借鉴他国之经验。因此秦国能采取相比其他各国来说更为彻底的改革。改革后，秦国借助其有利的地势，从渭水顺流攻击“三晋”，依长江直下包抄楚国，不久就在战国七雄中取得一国独大的地位。一个“一山难容二虎” 的局面逐渐成型。
我们知道“国际社会”、“国际法”和“主权”观念的产生，以及民族主义的形成是近代欧洲没有能形成大统一的两个重大原因。“国际社会” 等观念不但约束了欧洲各国的行事方式，而且保证了不同的国家在面对“国际规则违反者”时能团结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面对路易十四、拿破仑和希特勒时，欧洲都最终能达成持续的团结，直至胜利）。同样，民族主义的产生促进了统治精英和百姓对异族统治者的反感，从而大大加强了征服的代价。在中国，法家改革的成功和法家思想在政治层面上的一家独大使得“现实主义”成了战国时期国际关系的唯一准则。任何类似于“国际社会”、“国际法”和“主权”等以价值为主导的国际关系观在战国时期都失去了市场。于是乎，不但反秦“合纵”难以持续，各国还“以邻为壑” 试图把秦国这一祸水引向他方。秦国因此能施行“远交近攻”，各个击破，把中国带向统一。
法家改革的成功还避免了一种“类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中国的形成，这也加速了中国的统一进程。为了吸引民众从军，国家一般会采取以下三种方法（当然，一个具体的国家不会仅仅依赖一种策略来动员民众加入战争）：1.用金钱来雇佣民众；2.通过一种意识形态，使得人们觉得是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战；3.采取“大棒加胡萝卜” 的方法通过强制来胁迫民众从军，并通过奖励勇敢来鼓励献身。理论上来说，强制性能力差而财源滚滚的国家会采取第一种方法，强制性能力很强的国家会采取第三种方法，而财源不够同时强制性能力不强的国家会采取第二种方法（现代民族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欧洲形成的）。战国时代法家改革的成功大大加强了国家的强制性能力，使得当时的统治者无须通过煽情让人们觉得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战，而直接采取了“大棒加胡萝卜” 的方法通过强制性手段来迫使民众从军，这就阻止了“类民族主义思想” 在当时中国的形成，从而大大便利了中国的统一进程。（楚国的法家改革比较不成功，楚国延续了数百年的贵族势力因此也得以延续。正是由于有着很强的贵族文化和贵族认同的存在，使得楚国成了战国七雄中唯一出现了像屈原这样能被今天的历史学家塑造为“爱国主义者”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