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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贵和精神表现在诸多方面。就国际关系而言，它主张“协和万邦”；就国家治理而言，它期望“政通人和”；就人际关系而言，它要求和睦相亲、和衷共济，强调“和气致祥”；就家庭关系而言，它告诫人们“家和万事兴”；就经营之道而言，它提醒人们“和气生财”。中国人始终认为，祥和之气是最可贵、最美好的。

为了维护和谐、稳定、均衡，中国古人始终对失和、失度、失衡保持警惕，这就促使中国人形成了中庸的民族性格。由于古代先哲从一开始论和就重视和同之辨，所追求的乃是一种多样统一的理想状态，这又养成了中国人较为包容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不仅使中国人对外来文化能够兼容并包，而且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中国，以和为贵不仅是一种普遍共识，而且业已成为一种民族心理。这种民族心理又促使中国人形成了和解、礼让的处事原则，与人为善、宽厚待人的交往原则。由于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使中国自古重视生态伦理，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由于强调个人自身的和谐，就使人们重视“和心”、“和性”，养成一种平和的心态，深知“心必平和然后乐”的道理。概而言之，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贵和精神随处可见，对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习俗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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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尚公、重礼、贵和精神，既有鲜明的时代性，又有一定的超越性，它在中国历史上所造成的影响是长期的、深远的、复杂的。一方面，尚公、重礼、贵和对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发挥了重要作用。尚公、重整体的观念，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稳定，无疑起了巨大作用。由尚公精神派生的国家、民族、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观念，以及重社会责任、克己奉公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持久深远的影响。从《左传》的“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贾谊的“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到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都是中国历代志士仁人的座右铭和人生信条，并对一般民众产生了重要影响。重礼、重秩序的观念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安宁，保证社会有序地正常运转。礼所要求的恭敬、谦让、文明礼貌，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增进社会公德、提高社会文明和道德水准，均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贵和精神对于调节人际关系，缓解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发生过多动荡，维护社会正常秩序，都有积极作用。由贵和精神而引出的相亲相睦、同心同德的团结精神，又形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尚公、重礼、贵和的历史局限性和消极影响。尚公、重礼、贵和，均是要求广大的底层民众安于自己低下的等级地位，自觉牺牲自己的利益。在整体至上的观念下，个体的存在价值、个性的多样化发展、个人的正当权益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确认。由于轻个人权益，最终势必因抑制个体活力而抑制社会群体的活力，造成社会的停滞和思想的僵化等等。因此，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也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者为黑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