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设立常委会，地方各级人大不设常委会。当初在草案交付全民讨论中，就有意见认为地方人大也需要设立常委会。宪法起草委员会认为地方人大与全国人大不同，地方没有立法权，工作任务没有全国人大那样繁重，而且越是下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因为地区越小，就越易于召集会议。因而，1954年宪法实行的是人民委员会体制，规定：“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1954年宪法施行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人民委员会行使地方人大常设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双重职能，不利于地方人大对行政、审判等机关工作进行监督；地方人大没有专门的常设机关，无法开展经常性工作，难以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1957年和1965年，有关方面曾经两次提出在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的方案，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都未能实现。十年“文革”内乱期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度遭到严重破坏，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几乎都陷于停滞状态，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受到严重影响。这个教训极为深刻。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会议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同时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5月，彭真同志根据各方面对地方组织法修订中有关地方政权组织的意见，提出3个方案向中央报告：一是用立法手续把革命委员会体制固定下来；二是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人民委员会；三是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倾向性方案）。邓小平同志作出明确批示：“我赞成第三方案”。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相关立法，正式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同时根据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充实完善并明确规定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职权。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1年底，全国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先后设立常委会。这就使人民在地方人大闭会期间，可以通过人大常委会来行使管理地方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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