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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封建时代惩治贪官总是雷声大雨点小

古代朝廷用这软劝硬逼的两手整顿吏治的目的，一是要官吏们依法守法，不要过度剥削、超越朝廷尺度，避免出现“土崩”的现象，防止迅速激化阶级矛盾。二是要避免官员腐化堕落，使封建官僚行政体制不能正常运转，造成上下隔绝、尾大不掉之势。第三是为了欺骗人民群众，造成“天子圣明”的思想，传播“好皇帝”的理想。第四，也是“家天下”的守财心理，就是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说的“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宋代笔记《北梦琐言》记载，后唐明宗李嗣源审理一个赃官，有个侍卫在旁边为那个赃官说好话，李嗣源说：“食我廪禄，盗我仓储，苏秦复生，说我不得。”于是不由分说，连赃官带说客一起砍了头。

然而，封建帝王、官僚都是依靠压榨农民来维持寄生生活，他们没有根本冲突。封建帝王的第一要务是防止有人篡夺天下，而吏治的贪与廉并不马上影响到统治。因此封建时代惩治贪官总是前紧后松，雷声大雨点小，最多只是在建朝之初大张旗鼓地搞上几年，以后很快就以“道德感化”为主了。如东汉虽然规定赃官要禁锢其子孙，才过了五六十年，到了安帝时，刘恺援引“《春秋》之义”，“吾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要求停止禁锢。以后就因陈忠的建议废除了这一条。唐宋订立“弃市”之法，但实际很少实行，一般都得以特敕解除。宋朝建立三十多年后就停止实行弃市法，改为流放。而杀贪官最起劲的朱元璋一死，“皮场庙”、“皮囊袋”之类就听不见了，贪赃官仅仅流放而已。到了六十多年后的宣德年间，又改为出钱赎罪，等于宣告无罪了。

另外，作为“道德感化”、劝慰勉励的戒石铭，也遭到了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猛烈抨击。王夫之在他的《宋论》一书中认为，这个戒石铭是“儒术不明，申韩杂进”的杂种学术产物。他说戒石铭短短的四句话，是要灭绝人间最重要的天道，蔑视士大夫君子的情操，引导百姓丧失固有的忠厚和平的人性，使得老百姓一个个交相争夺、互相怨恨，简直就是一个充满“负面作用”的宣示。首先，戒石铭说官吏的俸禄是民膏民脂，“则天子受万方之贡赋，愈不忍言矣”，那就是将皇帝是最大的吸血鬼这个秘密给说穿了，王夫之说，这简直就是灭绝了人伦天道。其次，戒石铭宣示皇帝“取民之膏脂以奉汝”，就是公开宣称朝廷剥削了人民的血肉膏脂来豢养官吏，那不是在侮辱士大夫吗？“是以谓毁君子之风操也”。再次，这个说法推而广之，小官认为大官和自己一样是吸血鬼，而儿子也可以说老子是吃他的膏脂了，这样就动摇了整套伦常道德，于是民间都要“趋利弃义，互相怨怒”，而人类社会也就变成禽兽群体了。又次，戒石铭又公开了“下民”与官吏谁养活谁的道理，这不是在给“乱民”辱骂攻击官府提供借口吗？这样会导致百姓丧失天生的善良性情，丢掉忠厚和平的性格，都要起来和官府争论。这在王夫之看来是最大逆不道的了。最后，“上天难欺”四个字，正说明皇帝无法控制贪官，而只能恐吓官吏。而且“敬天，而念天之所鉴者，惟予一人而已，非群工庶尹之得分其责也”，与天打交道的只能是天子一人，怎么可以把这个权力下放呢？因此，王夫之认为，“君天下者，人心风化之所宗也，而可揭此以告天下乎”？可惜他只是个“在野派”，否则一定要将戒石砸烂而后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