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国学术界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我国学术界缺乏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始资料和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左”的思想影响下，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行得比较“艰难”。（李惠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说：“我国改革开放不久，这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艰难地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我使用‘艰难’这个词，是因为这些西方马克思理论一开始就被一些学者界定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思潮’，当做‘自由化思潮’或异端邪说加以批判。”）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长期排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外，或者说它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不说是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缺憾。
我们从经济学方面完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系需要做到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对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进行反思；二是加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
我们反思西方学者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首先要认识到西方学者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相对于苏联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具有较强的时代烙印和意识形态偏见。美国学者莱文认为，苏联和东欧剧变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参照物或对立面，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也明显走向终结”。（《什么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英国学者霍华德和金认为：“到1960年，斯威齐可能最好被描述为独立的斯大林主义者，在这种意义上说，他是苏联的坚定支持者”。(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s of Paul Sweezy.)
其次，我们要认识到西方学者最初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针对西欧马克思主义而言的，并没有全面反映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状况。金蒂斯认为：“我们注意到欧洲马克思主义所接受的许多观念仅仅是与其更早时代相联系的占支配地位的苏联式理解的结果，并不必然适用于一般的发达资本主义，更不适用于美国。”（The Left Academy： Marxist Scholarship on American Campuses）。
我们加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首先要认识到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发展趋势。安德鲁o甘布尔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观点还有未来的话，那么它一般可能会回到最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上去”。（Andrew Gamble et al ed.，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其次，我们要解决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学科成立较晚，人们常常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经济学”下面的二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应该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雅各比认为：“经济剩余这个概念本身来源于巴兰早期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857），而它又源于海克默尔的‘客观理性。”（Russell Jacoby， Dialectic of Defeat： Contours of Western Marxism）霍华德和金在《保罗o斯威齐的经济学贡献》一文中也认为：“巴兰的经济分析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来自于他那个时代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学派也促使他比斯威齐更多地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层面。” (M. C. Howard，J. E. King，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s of Paul Sweezy.) 我们理解巴兰提出“经济剩余”概念和“垄断资本学派”的理论体系必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派别“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联系起来。所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性角度加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郑吉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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