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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纲》的文献学研究。与《手稿》和《形态》不同，日本对《大纲》的研究并不是从文献学，或者说从重新编排《大纲》手稿开始的。但是，日本仍然不失为《大纲》研究最为发达的国家。我们可以举出两个具体的例子：望月清司提出了一个“《各种形式》的文献学问题”，即从文献学上证明《各种形式》不是狭隘的“共同体的三种形式”理论，而是“由两个原始积累理论夹着共同体理论的三明治形状”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 。内田弘提出了一个《大纲》的“划分问题”，即现行的《大纲》以第II笔记本的第7页为界来划分《货币章》和《资本章》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第II笔记本的第12页中间的横线为界 。这些文献学成果对于我们理解《大纲》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文献学研究成果相比，更重要的是日本对《大纲》地位的独特认识。过去，人们一般仅仅将《大纲》看成是《资本论》的草稿，从《资本论》角度将《大纲》解释成一种“经济原论”。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曾试图突破这一解释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直到60年代中期，由平田清明、内田弘、山田锐夫等人提出了一个“中期马克思”概念，这一解释框架才遭到了彻底的颠覆。他们不再将《大纲》看成是附属于《资本论》的手稿，相反将它看成是连接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同时，他们不再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而是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重角度来研究《大纲》，由此而产生了一大批综合性的研究成果。譬如，“大冢史学”、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环的结束”和“个体所有制”问题、望月清司的“历史理论”，内田弘的“自由时间理论”、森田桐郎的“物质代谢理论”等等 。这些成果，无论是在解读的严密性还是思想深度上都要比西方的《大纲》研究，譬如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内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 出色得多。

（4）《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日本关于《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马克思手稿的研究也始于20世纪60年代。佐藤金三郎和杉原四郎等是最早的一批《资本论》手稿的文献学专家 ，后来又出现了大谷贞之介、田中菊次、早坂启造、市原健志、大村泉和宫川彰等一批新的专家，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前赴后继地去莫斯科和阿姆斯特丹，孜孜不倦地阅读手稿并搜集有关手稿的资料，进入到90年代，他们的研究已经大大超过原有的框架，涉及到诸如《资本论》编辑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晚期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完成《资本论》的写作、恩格斯对第2卷和第3卷手稿的编辑是否合理、《剩余价值学说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编辑问题等等，出现了一批颇有价值的新成果 。

这些成果为他们在20世纪末从欧洲人手里夺走MEGA2第II部门编辑权增添了砝码。1984年，以大村泉等人为首，日本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者协会” ，开始为获得MEGA2编辑权做准备。1998年1月6日以大谷祯之介为代表，日本正式成立了“日本MEGA编辑委员会”，同年由大村等人组成的“仙台小组”获得了第II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第12卷和第13卷的编辑权。现在，日本已有30多名专家分成6个小组参加了MEGA2的编辑工作。其中，由他们编辑的第II部门的最后几卷（第II部门的第11、12、13卷）已经出版，为MEGA2第II部门的完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