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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育之同志离开我们两年多了。但他似乎没有走远。每每翻开他留下的著作，都会感到他在同我们谈党史，谈理论，谈治学，娓娓道来，丝丝入扣，那么熨贴，那么睿智，那么引人深思。我有幸曾几次近距离地接触他，有他寄我的书和信，有我们一起的合影，常常唤起我对他的回忆。

2004年4月，我去昆明出席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举行的换届暨学术研讨会，开会期间，见到了龚育之同志，此前听说他患脑梗塞住了院，一直为他担心。这次见到，感到他身体稍显孱弱，拄着手杖，但对人还是那么热情和悦，还应邀与我们合影留念。开幕式上，他代表中共党史学会表示祝贺并讲了对党史人物传编写的意见，还特别申明，讲话的第二部分，“代表我自己，是个人随感式的发言”。可这个“随感式”的发言，让我们从事党史人物编写工作多年的同志，感到思路豁然开阔，解决了我们经常讨论或争论的一些问题。

他讲了党史人物的研究与写作传记的意义，说：中国古代修史，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有纪有传。人物传记居中国古代正史的主体地位。我们现在不来争主体地位，但是一定要看到，人物传记在历史上、在党史上有重要地位。“没有众多的，鲜活的，生动的，有文采、有故事、有个性的人物传记，历史不就贫乏了吗？不就苍白了吗？不就只剩下几个社会发展阶段或几次路线斗争了吗？所以，要大大重视和加强党史人物的研究。”

他还针对为党史人物立传的规格问题讲了意见，说：古史的纪传体，本纪是帝王的传记，列传是将相的传记、大官的传记、名人的传记。大与不大，名与不名，这标准、界限就不大好掌握，也不知道要经过什么程序。我们共产党不讲这一套了。但我们的大官名人死了，什么人见报，什么人不见报，什么人详细报道，什么人简略报道，好像也有一定的规格。不过，“这规格对于修党史，写党史人物传，顶多可供参考。如果就按这个规格来定名单，写党史人物，那就很容易，不需要修史者有什么眼光和史识了。”

我们当时正在进行《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个五十卷的编写并开始讨论第三个五十卷的入传人物名单，有人主张划个杠杠，如新中国成立后的政界人物应为正部级，军事将领应为1955年授衔的中将级以上，等等。这时听龚育之同志讲到立传规格问题，都听得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