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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的当天，陈独秀拒绝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优等房间”的殷勤“招待”，而住进当年北大学生傅斯年家中。不久，傅家住宅遭到日机的轰炸，陈独秀又寄居到另一位北大学生陈钟凡家。

一个月后，国民政府搬迁武汉，陈独秀亦随之住到武昌一老友家中。怎料武昌公安局长蔡孟坚常来“光顾”，假以嘘寒问暖实则盘查诘问，弄得陈独秀非常厌烦和憎恶，遂迁汉口德润里暂住。

由于战局恶化，国民政府又从武汉搬到重庆，陈独秀又来到“陪都”，寄住在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后又改住到上石板街的川原公司主任黄氏家中。

不断的迁徙、漂泊，使携带着家室、拖着病躯的陈独秀几乎喘不过气来。山城的酷暑高温，日本飞机的频繁空袭，以及多如蚊蝇的特务，更使陈独秀难以安宁。在客居江津的友人邓仲纯一再邀请和催促下，陈独秀只好抱着“住住看”的心情，与妻子再一次踏上了旅途。

到达江津后，陈独秀走下跳板，便嘱咐脚夫把行李暂置路旁，他抬眼张望起来。灼人的阳光，使得陈独秀头昏眼花。等着等着，一团火气不由从心底冒了出来，他自言自语地说：“见鬼，仲纯怎么连个影子也不见？不是说好来接船么？”

“邓先生，他……”着一身半旧花缎旗袍的潘兰珍欲言又止。在她的圆脸上，已经沁出一层细细的汗珠。

“仲纯不会无故失约的。我们就按图索骥去找吧，好在知道他的住址。”瞧着小他20多岁的妻子那副沮丧的模样，陈独秀不由松下拉长的脸，轻言安慰着潘兰珍。

在陈独秀的心目中，邓仲纯那副眼镜后的双目，永远流溢着真诚。他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重孙，作为安徽同乡，曾与陈独秀一道留学日本，尔后，又一道回国参加过革命。

陈独秀夫妇边走边问，好不容易才找到江津城关的黄荆街83号，这儿是邓仲纯开设的延年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