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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有辱斯文、有伤大雅的话，陈独秀对眼前的一日三涨的物价，真要破口大骂了。此时，他的收入是微乎其微的，卖文为生是断乎不可能的了。好不容易才能登上一篇文章，也不过三四十元稿费。最令他暗暗叫苦的是，有好些报刊不愿或不敢为陈独秀的文章让出一席之地，尽管他的文章腾蛟起凤，文采斐然。比如陈独秀在江津写的谈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在重庆的《大公报》登了第一天后便登不下去了。显然，该报纸是收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指令而有意不让陈独秀发表言论的。

虽然当时有不少朋友在经济上设法接济陈独秀，但这种接济毕竟是有限的。为了节约开支，陈独秀夫妇在石墙院亲耕农事，向农人们学着种起土豆来。油荤日益减少，偶尔能打一次牙祭也会叫夫妇俩高兴一番。有一次，相交颇深的老同盟会员、安徽老乡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前来探望。当时，胃痛得在床上打滚的陈独秀，想起五代时入蜀的画家贯休，流落异地后也身无长物，一时颇显潦倒，联想起自己今日的窘困，怎不感慨万千！他从床上硬撑着坐起身，将自己之前的诗稍作修改，随即用毛笔誊抄好转赠朱蕴山这位挚友。诗云：“贯休入蜀睢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荣碑。”

捧着陈独秀的赠诗，朱蕴山似触摸到老友穷且益坚的情怀。然而，此情此景又令朱蕴山黯然神伤，看到墙角边那残剩的几颗干瘪土豆，他禁不住喃喃地自语：“可怜呵可怜，仲甫竟然没有东西吃！”

可是鹤山坪一带不知内情的盗贼暗想，做过共产党大官的陈独秀必定有不少油水可捞。1940年一个仲夏之夜，这伙人打洞进屋盗走了陈独秀的十几件衣服和部分尚未出版的手稿。因为失去心爱的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的四字印章和手稿，陈独秀直气得捶胸顿足，痛心疾首。他对潘兰珍说：“若印章和手稿能失而复得，我宁可被盗走全部财物，即使因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亦无所不愿……”

而此时，他真正尝到了“食不果腹”的滋味。一天，潘兰珍进屋，挨着丈夫坐了下来，怯怯地问道：“先生，你能不能从那笔钱中取出一点款子，就算借，以后归还好吗？”听到妻子似有发颤的声音，想必她是费了好大一番踌躇之后，才鼓足勇气向丈夫启齿的。

“你说什么？动那2万元吗？”陈独秀用愠怒的目光瞪着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