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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政治成长遇到了多方面的挑战，也充分说明了中国既需要向世界说明自己，也需要在内部和内心里说服自己。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气候谈判也许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在谈判之前，中国率先提出了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并且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协调了立场，表现出日益成熟的国际交往经验。这为中国在这次重要性替代了世界贸易谈判、影响力将持续整个21世纪的谈判中赢得了先机。但是，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全球问题，更关系到国内利益格局的调整。对于中国来说，过去30多年来，一直依靠经济持续增长来增加国内利益存量，解决各类问题；现在不仅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更要对社会发展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气候问题不只是一个环境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

马克斯·韦伯当年的忧虑，对于认识中国的政治成长依然有启发

当年德国经济起飞的时候，著名的马克斯·韦伯曾经写过一篇“走向政治民族”的文章，表达了对德国在统一后经济发展迅速、一举成为欧洲经济大国的忧虑。在他看来，一个长期落后的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发生爆发性增长，必然带来一个致命的危险，即加快暴露这个民族的“政治不成熟”。

固然，他的着眼点是如何在利益分化的过程中，实现利益的整合，建立一个真正的全面认同的政治共同体；但是他的洞察力对于认识中国的政治成长依然具有启发作用。我们可以依靠祖宗留下来的遗产，做一个文化大国，也可以依靠经济的增长做一个经济强国，更很容易通过技术的模仿和创新，做一个技术大国；但是要成为一个能够把民族统一与多样有机结合起来，把持续的政治认同与可控制的政治局面统一起来，把对外战略与国内发展统合起来的政治大国，则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这不仅需要自信，更需要我们能以平常心来处理各种关系。

在这个时候，也许马丁·雅克的话对于我们有更多的启发——如果不在某些群体中间滋生出自满和自傲的话。他说：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完全不同于任何西方民族国家。我们若想理解中国，就必须超越西方现实、经验和习惯的局限。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结束。我们现在不得不在日益平等的条件下与中国交往。

一个大国的成长，需要保持正常平和的心态。这样我们才能在日益平等而多样的关系中，重新认识自己；在过去与未来的参照中，重新定位自己。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