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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朱子语类》卷129说，“至范文正(仲淹谥号)方厉廉耻，振作士气”，范仲淹对宋朝士大夫名节观的发展和振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此种影响也不应估计过高。事实上，范仲淹的为官之道对少数优秀士大夫，即真正是精英的人物，是产生影响的，对多数士大夫却并未产生影响。宋仁宗时，包拯说：“官吏至众，黩货暴政，十有六、七。”(《包拯集》卷2《请先用举到官》)宋哲宗时，李新说：“廉吏十一，贪吏十九。”(《跨鼇集》卷19《上皇帝万言书》)等级授职制的官场是个贪墨的大染缸，大多数士大夫经历官场的染色，只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蠹虫，他们贪污腐化有种，横征暴敛有能，奉承拍马有才，结党营私有份儿，钩心斗角有术，文过饰非有方，妒贤嫉能有为。史实证明，他们是决不会受范仲淹的为官之道感化的，其为官之道只能是公罪不可有，私罪不可无。等级授职制的官场决不可能培育出人们高尚的道德和情操。从另一方面看，等级授职制的官场也是埋没真正的精英和清官的坟场。如果没有两宋交替时的浩劫，如李纲和宗泽那样的正人君子，就只能泯灭在众贪官之下，决不可能在史书上留名。

从历史上看，等级授职制的官场是个贪墨的大染缸，难于造成有担当、赤心报国的官员，在这样的大染缸中，范仲淹的“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理想、为官之道，是难以实现的。今天，如果视等级授职制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传家宝”，看不到其弊端，尤其是看不到其与现代政治文明极不相称的积弊，只能是阻绝中华民族的进步之途，使各种严重积弊，包括近些年间愈来愈严重的教科文单位衙门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学术腐败，得不到根本性的扭转，其结果如何，自不待言。今日的公仆应与历史上的清官有严格区分，进行公仆意识的教育，固然是必要的，却不是主要的，重要的在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干部任用制度，特别是重视完善干部的选举制度。尽管如此，今天重提范仲淹的为官之道，也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使某些公仆们自省，古代哲人尚有“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之道，自己又当如何做公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