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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良：研究国学三件事情，假如这三件事情能够做到，就比较好了。一是从学术界的学理上，国学和民众疏远了，怎么请专家把国学“世俗化”，这个工作我觉得做得已经非常好了。二是现代研究国学的方法问题。方法的创新和探讨是国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现代人怎么来理解国学。我的观点是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看哪些符合时代的要求，有一个国学的现代化和时代化的问题，能不能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这个可能是个方法问题。第三就是学科建设问题。一个是国学自身的学科体系，要吸收现代的一些方法，不一定沿用我们原来的方法，19世纪中叶以后人文科学研究西方的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另外就是学科建设希望《光明日报》能够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对学界、学校和政府的管理部门如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起到一个沟通的作用。根据我的经验，舆论界、学术界过多地议论而不与有关主管部门沟通，这样效果是不会很好的。舆论疏导的同时假如能够借助你们这个平台，有学校、有学者和学科学位管理部门能够共同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效果可能会好一些。现在因为没有听到对称的信息，但据我的了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人文科学的学科评议组的大多数专家，我认为都会赞成的。假如这些人赞成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好办了，包括我们理工科的一些专家，他们也会赞成的，因为他们本身也有比较深的国学的涵养，把它作为一个学术学科问题来探讨，是学校、学者和管理部门的结合，希望《光明日报》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起到一个平台的作用，让大家心平气和地讨论这个问题。我相信在很短的时间内，至少可以把一级学科建设这个问题解决了，至于采取一个固定的方式还是试点的方式，这个可以探讨，但允许一级学科的建立这个在不远的将来是能够看到的。

徐显明：我对《光明日报》有三个希望：一是希望利用“国学”版先把几个交叉但又有区别的概念讲透，以让我们的大众知道到底什么是“国学”，我想这应是文化和学术的基础。这几个概念是：国学、儒学、孔学、儒教、孔教、汉学、中国学、中学、中华文化等。把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应是《光明日报》的一个责任。二是希望把外国为什么对我们的国学感兴趣的原因讲透。中国文化中“和平主义”、“责任主义”、“统一主义”恰是西方文明中所欠缺的。中国有如此古老的文明史，但中国未曾对外侵略过；中国人口如此众多，但中国人的责任意识远大于权利意识；中国幅员如此辽阔且民族众多，但中国统一的时间远长于分裂的时间。此三者，都是希腊文明发展至今，在整个欧洲所不曾具有的。我想这也是中华文化对西方的魅力所在。三是把中华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区分清楚，让我们以一种理性的精神和态度对待国学。把作为文化的国学和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学分开来，以便让我们的学生和民众知道继承什么、扬弃什么。

朱崇实：《光明日报》是中国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媒体，为我们社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在国学这个问题上，我同样的希望《光明日报》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使得国学能够沿着符合一个科学的进程去发展，我很赞成一些学者在国学研究中的一个心得，即他们认为国学是一种通学，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国学的一个定位，而且，这种通学的提法对我们的教育怎么样办成一个真正出人才，可以出优秀人才，可以出创新人才的教育体制也是有启发的。我们的学生现在越学越窄，中学就开始分科，大学的专业也是越分越细，这对我们优秀人才，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会有什么影响，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我很希望《光明日报》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去阐发国学的争论和讨论，挖掘出国学真正的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什么地方，更深远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在什么地方，《光明日报》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和作用，以一个更高的站位，一个更深邃的眼光和远见来看待国学。这就是我对《光明日报》的一个期望。

主持人：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四位校长的到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