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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本社会全体不断膨胀的自信心遏制了日本政府决策上的调整能力。

日本当时良好的经济基本面让日本社会模糊了自己擅长的东西和不擅长的东西之间的差异，更藐视了泡沫经济一旦崩溃后所带来的深重后果。孙立坚认为，日本人的“自信心”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的自信来自于美国股灾后日本经济的“一枝独秀”。由于日元升值，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不断增加，再加上日本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显现，日本的企业经营模式也被世界各国研究并效仿；日本出口所创造的外汇储备和日本银行业的资产规模与日俱增，这使得日本政府和企业作为外国债权人的地位日益显赫；日本经济增长率、物价水平、投资规模、信贷增长和“日本制造”的世界影响力都在让这个资源有限的地理小国不断演变成为经济规模最大、技术最佳的世界强国，日本经济的世界存在感越来越强。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日本为自己定下了日元国际化和东京国际金融中心两大目标，朝着高大的目标前进，脚下的地基脆弱被忽略了。

中国问题不能同“日”而语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上周发表的反思日本经济教训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最需要吸取日本这20年经济历程带来的教训的国家是中国。他认为，在一个企业储蓄和固定投资水平相当高的发展中经济体，当经济从迅速增长开始放缓时，需求可能非常难以管理。如果有意推动信贷增长和资产价格泡沫，用以作为维持需求的手段之一，那么，情况更是如此。

从历史看现在，日本和中国确实有惊人的相似，经济危机、股灾、救市、汇率压力、房价大涨……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会否重蹈日本覆辙忧心忡忡。但把20年前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放在同一坐标系内分析，显然是一种断章取义。今日的中国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时的日本已经是一个成熟、发达的经济体，人均GDP接近美国；而现在的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只有日本或美国的不到1/10，在对比时如果忽略了这一重要的背景条件，那么得出的结论不是错误的也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