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以继日 鞠躬尽瘁 勤奋忘我地工作
1966年春节期间，周恩来对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说：“一个人应该不怕死。如果打起仗来，要死就死在战场上，同敌人拼到底，中弹身亡，就是死得其所。如果没有战争，就要努力工作，拼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中南海，上至毛泽东，下至普通工作人员，都一致认为周恩来是最忙的一个人。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不灭的灯光，是总理为人民勤奋工作的象征。周恩来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是我个人的，它属于党，属于革命。”他规定，不管他在睡觉、吃饭，或者在盥洗室，办急件的同志都可随时向他报告，有时工作人员晚叫几分钟，都要受到他严肃的批评。他说他不怕忙，忙也是一种快乐。周恩来没有节假日，他的工作日程是以分秒来计算的。他经常通宵达旦，甚至昼夜不眠，沉浸在忘我的工作之中。他常常是在经过一个下午的紧张工作之后，稍稍休息，又从晚间12点工作到东方红。有时候，竟一直延长到中午，连续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之久。下午不到三点，又得出席会议，作报告，接见外宾。周恩来就是这样日理万机，辛劳过度地工作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由于长年累月地过度操劳，1972年周恩来不幸得了膀胱癌。病魔无情地侵袭着他的肌体，但是，并没有动摇他勤奋忘我工作的精神。从1974年1月1日至6月1日，在这住院前夕的5个月里，周恩来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治疗外，总共抱病工作139天。在这139天中，工作达18小时以上的有130天，其余的9天无不超过10小时以上。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是怎样地忘我工作，已完全彻底地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1974年4、5月间，周恩来由于病情太严重了，曾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有一次，他连续工作了三个昼夜，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他累得犯了病，就站着用椅子顶住腹部，继续听工作汇报。同志们请他坐下，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住院手术。6月1日，周恩来离开了他工作了25年的西花厅，住进了305医院。从入院当天作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共作了14次手术，其中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天一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仍然不停地找同志们谈话，接见外宾，参加会议，处理日常工作。
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
无论是在民主革命中，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周恩来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他功大不自傲，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他谦虚不是一时一事的，而是始终如一的。凡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周恩来的谦虚是发自内心的，出于真诚的。他从少年到老年，终生谦虚；对干部、对群众，一样谦虚；在逆境、顺境中，始终谦虚。
周恩来是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曾多次准备用纪录片、故事片等形式反映和歌颂这段光辉史绩，但都由于周恩来不同意而一次又一次地取消了摄制计划。1959年，军事博物馆正式展出之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得知周恩来要去审查，便提前赶到现场，在红军馆陈列“八一”南昌起义展品的地方，布置好灯光，架起了机器，准备为周总理拍摄一组镜头。当讲解员介绍红军馆序言部分，提到“八一”南昌起义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举行的时候，周总理立刻打断说：“怎么是我领导的呢？是党派我去的嘛，是党领导的嘛！”他严肃地要求把解说词改正过来。接着，就越过南昌起义部分，去看后面的陈列了。八一厂的同志只好失望地收起摄影机。
周恩来工作很谨慎，他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同上第409-410页）建国以后，周恩来肩负党政军领导重任，日理万机，但他始终保持务必谨慎的工作作风。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他总是亲自抓，一抓到底。怎样在我国进行经济建设？周恩来的基本思想是积极稳妥，综合平衡。他主张“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同上第190页）我国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的试制，都是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为了使“两弹”事业顺利发展，1965年5月，周恩来对国防科技战线上的同志提出了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他要求别人这样做，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的典范。每次核试验前，他总是仔细询问可能影响成功的各个关键环节，考虑各种不利和意外的因素。如万一弹投不下来怎么办？飞机带弹返回机场时会不会意外脱钩？有什么可靠的保险措施？等等。如果得不到满意的回答，就暂时休会，让大家回去进一步研究，直到有了令人放心的答案才复会，再审议作决定。周恩来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周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