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背后是什么观念在支撑?是“文化多样性”。今天,“文化多样性”作为一种文化观或者一种文化立场,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舆论。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2005年,又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
但是,国际主流舆论并非从来如此。那么,“文化多样性”作为一种文化观或文化立场,是什么时候才转变形成的?其转变形成的历史条件是什么?迄今为止,是什么力量在支持着这种文化立场?这些涉及“文化多样性”的起源问题,需要回顾世界史,从大处着眼,认真梳理。这里提出几个关节点,勾画一个轮廓。
本来,人类文明就是多元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等等,它们的起源、特性和种族载体,都迥然不同。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这些不同文明体之间,彼此大体保持着平衡和均势。
自从1492年哥伦布航行美洲之后,欧洲商业资本迅速扩张,开始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两三百年后,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欧洲文明席卷全球。南北美洲、大洋洲和西伯利亚彻底欧化,整个亚洲和非洲的绝大部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欧洲人确信,他们的统治地位源自其文明的优越性,文明的优越性又源自其种族的优越性。上帝创造了不同种类的人,白色人种天命所归,注定要领导那些“宽背、低能的劣等种族”。到19世纪,拿破仑战争结束,重新整合后的欧洲以英国为中心,经过工业化,实现了产业升级,随之而来的,也是全球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
大约一百年前的国际环境就是如此。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英国诗人吉卜林才能发表他那篇著名的诗歌《白人的重任》(1899),露骨地表达其种族主义的政治文化立场。当时正值美西战争结束,美国占领菲律宾之际,因此该诗的副标题是“合众国与菲律宾群岛”。吉卜林敦促美国,像英国及其他欧洲列强一样,“肩负起白人的重任”,去治理“新近虏获的半是魔鬼半是孩童的子民(half-devil and half-child)”。《白人的重任》受到稍后担任美国副总统、不久继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的赞赏,他抄录此诗,题赠友人。1907年,吉卜林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摘取这项桂冠的英国作家。并非巧合的是,此前一年,以“温言在口,大棒在手”之名言传世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也是第一个获取该奖项的美国人。诗人与总统、文学与政治、英国与美国,以及国际大奖的频频青睐,象征性地传达了上个世纪之交国际主流社会的特征。
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打破了殖民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到二战结束后,英、法、德、意、荷、比等旧殖民帝国才彻底瓦解。从1944年到1970年,共有63个国家获得独立,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约三分之一。从政治版图看,欧洲旧殖民国家大体上退回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的位置。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那是世界史大周期的另一个时段,除亚非拉地区外,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也爆发了大规模反体制运动。美欧日学生和市民造反浪潮风起云涌。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5000万人口中,有1000万人上街示威。正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反体制运动中,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的西方主流价值,如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统统受到质疑。差不多同时,法国当代理论最强大的学派解构主义登台亮相——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指出: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传统在万物背后都设定了一个唯一的本质、中心、力量,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解构主义就是要彻底颠覆这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同时颠覆由此衍生而来、盛行于西方的本质论、父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白人中心主义等等。解构主义倡导最彻底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堪称上世纪60年代西方造反实践的哲学版。
六八运动影响了几代人,解构哲学传播于西方校园。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是当年六八学运的风云人物,如今著名的欧洲绿党党魁,在他看来,1968年运动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一种多元文化共存局面的形成”。因此,首先是遍及全球的反殖反资运动,在实践层面“去西方中心”;然后,才是多元文化观在国际主流舆论中的形成。
冷战结束,无论是以往的东方西方对峙,还是三个世界格局,都被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取代,世界史周期又进入新的时段。面对全球化,国际社会便自然地使用多元文化观的立场,以抵抗、纠正、平衡单一的资本主义市场逻辑。这其中,从“文化例外”的提出,到“文化多样性”的倡导,又以法国最为活跃。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人回想起1968年,以及那个时代的遍及世界的反殖反资运动。实际上,不管承认与否,我们今天在谈论“文化多样性”的时候,仍然在享受上一个时代的遗产。(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