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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追查影片《中国》的“后台”

“四人帮”首先为影片《中国》事件定性，接着是深入追查。江青、姚文元多次强调，这个片子“没有陪同人员和后台是拍不出来的”，称赞写揭发信的人是“反潮流的英雄”。很显然，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在追查后台和当事人。这件事的责任者首先落在中央广播局身上。安东尼奥尼来华拍片是经外交部批准的，但是以中央广播局的名义请来并接待的，当然也涉及到外交部新闻司、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甚至连文化部门和各地的接待部门都没脱得了干系。在进行了一段轰轰烈烈的追查批判以后，“四人帮”仍然觉得没有“完全搞清楚”，没有如愿以偿，又提出进行深入清查，并把重点放在了中央广播局。采取的具体措施是：从1974年2月6日至10月，在京西宾馆举办“广播局核心小组批林批孔扩大会议”学习班，以“彻底解决广播局的问题”。

其实，“四人帮”这么无知又蛮横地到外交领域发难，又如此大张旗鼓地故意把事情弄大，真正用意绝不在几个接待人员身上，其深层目的是以影片《中国》为突破口，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这绝不是臆想和推断，从以上“四人帮”的言语中，可以再明显不过地看出他们的用意。具体而言：

第一，他们把这件事放在“批林批孔”的大背景下，毫不讳言地强调追查并与“批林批孔”相结合，办学习班与“批林批孔”相联系。

第二，谁都知道周总理一直负责我国的外事工作，他们一再把事件定性为外交上的“卖国行为”、“投降主义”，一再暗示要深挖事件的“后台”，再联系在这前后被他们闹得沸沸扬扬的“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一系列涉外事件，他们绝不是毫无目的地就事论事，而是在竭力挤压我国的外交工作，损害我国的外交形象，其用意在周总理身上。

第三，具体所指，当时的涉外活动是由周总理审批的，他们总认为这次事件周总理脱不了干系。

第四，他们当然会知道周总理和外交部一直主张的对外接待方针。1972年4月，经外交部和周总理批准，同意邀请南斯拉夫电视摄影组来华拍片一个月。这次拍片也是由中央广播局接待，由我负责陪同。周总理批准、由外交部起草的接待方针中明确规定：“既然让（他们）去的地方就要让拍，他们怕陪同的人制造困难，他们会看陪同人员的脸色行事；他们要正面报道中国，但总是外国记者，他们要吸引观众，要猎奇，但并不是出于恶意；与他们谈什么，拍什么，我们都要事先有准备，很好地安排，所拍胶片可以带回去冲洗。”外交部有关部门在向我们布置任务时，还对此作了具体说明。他们说，对南摄影队要给予友好接待，对其拍片要求，根据以我为主的原则和实际可能尽可能安排；他们要写报道，要多拍素材，是正常的；他们想了解中国，但了解很少，存有许多糊涂认识，这也是正常的，我们要耐心地做工作，通过他们的电视镜头帮助我们进行宣传。须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今天也未必能完全做到。应该说，这次对安东尼奥尼的接待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显然，“四人帮”有意把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归结到这一指导思想上，即没有贯彻他们所主张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维护国家主权，重视国际阶级斗争，提高警惕”的接待方针。

“四人帮”的小题大做，连同在这前后发生的“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对内又一次殃及新闻报道和文艺活动，对外引起国际社会的疑虑，误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但有趣的是，“四人帮”的小题大做，变成了对影片《中国》的义务推销，世界许多国家争相放映。（吴足观摘自《百年潮》，杨正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