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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谁都希望总是听到好的消息，不希望听到坏消息。好消息总是给人带来愉悦的心理体验，坏消息总是与否定的情绪体验相联系。生活当中我们不难观察到这样的事实，对于好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对于坏消息人们三缄其口。带给人好消息被人当作报喜鸟，带给人坏消息则当作乌鸦嘴。

谁都喜欢当报喜鸟，不愿当乌鸦嘴。

一个组织当中，好坏消息都有。一个理想的组织，应该是好坏消息都能没有偏颇地传送到组织的顶层，以便组织的最高领导能够获悉组织环境和组织运行的有关信息。事实则常常不是这样，组织的上层往往容易被好消息所环绕。

其实，这种现象产生的机理不难分析，来源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组织的高层常常掌握更多的组织资源，可以用来对下属进行奖赏或惩罚。显然，带去好消息的下属，总是给上级带去愉悦的情绪体验，当然有可能得到奖赏；而带去坏消息的下属，总是给上级带去否定的情绪体验，当然更有可能得到惩罚。可以想像，好消息一定会像长了翅膀一样源源不断地飞向上级。每一个层级如同一个变压器，向上传的好消息不但能迅速通过，还会被层层放大；向上传的坏消息则会层层压缩、删减或者干脆不让通过。

上层完全为好消息包围的组织，是个不健康的组织。

揭示上层为好消息环绕源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这一事实，并不必然推导出悲观的结论。而是要在承认人趋利避害本性的基础上，寻求让坏消息上传的制度安排。

那又有谁愿意去充当上传坏消息的“乌鸦嘴”呢？

人的本性趋利避害，导致坏消息难以上传。我们有没有可能同样利用人趋利避害这一本性，设计传达坏消息而获利的制度安排呢？回答是肯定的。其实古代的言官系统，就是类似的制度安排，即使不因传达坏消息而获利，起码不至于获害。

设计传达坏消息的系统，我姑且称之为乌鸦嘴系统，其成长发育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要相对独立于组织的层级体系。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宪政架构下，最有可能担当“乌鸦嘴”功能的是媒体和知识分子。

媒体和知识分子相对独立于政府的行政层级，有其独立的赏罚体系。捕捉大众的眼球，扩大发行量和收视率是媒体发挥社会功能的独特方式。有时坏消息常常更能吸引大众，显然，这里乌鸦嘴功能对媒体来说是利而不是害。知识分子无不追求其知识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对以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分子来说，批评和揭露有时更能扩大其社会影响，“乌鸦嘴”同样有可能带来的是利而不是害。

所以，重要的是政府与媒体和知识分子要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良好互动的前提是相对独立的地位，如果后者完全消融在前者的体系架构当中，其乌鸦嘴功能就会完全丧失。如果我们承认一个健康的社会当中，还需要一些“乌鸦嘴”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对“乌鸦嘴”功能的担当者有相当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