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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慎待亲情，不循私情

周恩来夫妇与烈士子女在一起

周恩来重亲情却从不为亲人谋私，重情义却从不拿原则作交易。他十分痛恨那种“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丑恶现象，因此，执政后，作为总理，他首先对自己情深意笃、患难与共的妻子高标准严要求，从不以亲密无间的夫妻关系代替严肃的政治关系。新中国诞生后，一大批巾帼女杰走上了各种领导岗位，论才华、威望、资历，邓颖超在政府里任一个部长谁也不会有疑义。但周恩来却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55年确定工资级别时，中央批准邓颖超为五级，但周恩来却把她压为六级。1974年，毛泽东批准邓颖超任人大副委员长，但周恩来却又把批示压了下来。总理的想法和做法，得到了妻子的理解和支持。邓大姐知道总理这样考虑问题是对党的事业负责，是在慎重地对待人民赋予他手中神圣的权力。

周恩来历来十分注意不受亲属的一些错误思想所左右，他曾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因此，他给自己的亲属私定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到北京看望；来者一律住机关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就餐；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准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许说出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来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周恩来的兄嫂曾想让他给找个职位。他在回信中的答复是：“人生赖奋斗而存。”新中国成立后，他身为国家总理，但对亲属从严要求，绝不允许仰仗他的权力和地位，有任何特殊。他的亲属们到越边远、越艰苦、越基层的地方，越符合他的要求。周恩来的一个侄儿，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女方在淮安县工作，组织上为了照顾夫妇关系，把女方调到北京来。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做两人的工作，说明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他们也要带头执行。并对他们说：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学校里学的东西也可以带到家乡去发挥作用嘛。这样，两人愉快地回到了淮安工作，直到周恩来逝世时，他们还在淮安中学当老师。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从内蒙插队的地方入伍了，总理听说后怀疑孩子参军是不是走的后门，就派乔金旺和赵炜同志去了解情况。他们问北京军区机关的招兵部门，都说没有首长打过招呼。又去新兵团找到秉建，秉建说：“并没有人打什么招呼，是我自己报名，经过体检、政审等正常手续参军的。”乔和赵说：“你伯伯的意思还是让你回到插队的地方去落户，怎么办？”秉建说：“伯伯要我回去，我就回去。”乔和赵又问：“你已穿上军装来到北京了，再回去想得通吗？”秉建说：“那我得听伯伯的话。”乔和赵回去向总理汇报，总理坚持让侄女回原来插队的地方去。乔金旺同志后来回忆说：总理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希望秉建在那里扎根，热爱那里的土地和人民，真正为他们做些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做做样子，拿那里当跳板；二是为抵制当时很多高干子女为逃避上山下乡，走后门参军的不正之风。总理一贯主张干部子女应同工农子弟一样，不能搞任何特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