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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命题上，我们决不能误读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其实，作为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他在提出以“看不见的手”操控市场的同时，就更以愈加充沛的理论思维阐发了“道德情操”的重要性。他认为，即使是在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也并不是万能的。只有在道德、情操、良心和正义的驭制和引导之下，那只“看不见的手”才有可能会发挥积极、有效，然而也有限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中，对物与物和物与币的交流和置换尚且如此，那么，在精神文化的创造与消费场中又该当如何？这就更自不待说了。其实，在这方面，我们的前人早已为我们走出了可资效法的路：巴金、赵树理、周立波等许多前辈作家，都是主动放弃领工资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既已领了国家发的稿费，就不应该再去拿国家发的工资。上世纪50年代初，年仅28岁的豫剧演员常香玉，宁肯在生活上千般亏待自己，日夜兼程地到全国各地轮番义演，硬是用血汗钱为抗美援朝捐了一架价值15.2亿元 （旧币）的米格飞机。鲁迅一生辛勤劳作，但却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工资，只靠稿费维持清苦的生活。他原本计划要写关于唐朝文明和关于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还要写关于中国字体变迁史和文学发展史的学术专著，但对这种名利双收的事他最终还是决定放弃了。为什么？就因为写短小的杂文以应对现实的战斗更重要，指导和资助文学青年健康成长更重要，为中国新文艺的发达而充当“牛”和“泥土”更重要。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都已是过往的云烟了，现在搞市场经济，还那样么？其实，时代再变化，社会再发展，文化人的职业操守也不能变，拜金主义到什么时候都会为人们所不齿。季羡林一生劳作、一生节俭，但为汶川地震捐款，却一出手就是20万。钱学森说：“我姓钱，但我却不爱钱。”不但从来不言名利，而且把稿费、奖金也悉数捐给了科学事业和人才培养。

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如此品性和人格，我们又该作何想呢？是的，该是作出义利抉择的时候了，该是把我们的笔墨和才华用于建构文明和召唤心灵的时候了。这就要求文化的创造主体和消费主体不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进行充分的道德体验和赋以正确的价值取向，始终坚持以义制利、以义驭利、以义导利、以义帅利，而决不可因利失义，更不能惟利是图。因为只有文化主体具备了正确的和科学的义利观，文化创造、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才会形成刚健而有益的价值，才能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