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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回忆一下，现在城市的“有产者”是通过什么途径形成的？答案是：房改。

1998年的房改，将公有住房折算工龄后，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居民。随着这些资产的上市，参与房改的居民“一夜暴富”。而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改进，导致地价上升，使所有“有产者”的资产随之升值。精明的“有产者”，会把资产抵押出去，通过银行融资，购买更多的不动产，于是财富进一步向城市“有产者”倾斜。

帮助城市居民置业的最佳途径，不是打压房价，而是复制当年房改的路径，将当初只惠及部分居民的“房改”，扩大到所有在农村没有宅基地并在城市没有参加过房改的居民——允许每一个家庭有一次机会以成本价，购买一套基本配置（比如小于60平方米）的住宅，获得产权后允许上市。这个将1998年一次性房改，推广为长期的“全民最低住房保障制度”，可望在没有任何一方——地方政府、开发商、中央政府和居民——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将住宅问题与分配问题予以最优的解决。

获准以成本价购买住宅的家庭中，有能力一次性付款的，即可迅速成为城市“有产者”。随着城市不动产价格的升高，他们的财产性收入也会随之增加。那些一时还没有能力付款的，可以分期缴纳，一定年限后，缴齐差价，获得产权。由于房价在一开始就按照成本锁定，他们无须担心市场价格的起伏。此时，市场价格的飙升就不再是问题。相反，市场的价格越高，“房改”后的溢价就越多——高房价就不仅不是负面的因素，反而成为财富升值，进入城市有产阶层的阶梯。沿着这个台阶，新增居民就可以增值后的不动产为原始资本，沿着现在城市“有产者”的致富路径向上攀升。更多的有产阶层又为下一步将地方政府收入，从土地一级市场转向财产税创造了基础。

毋庸讳言，“全民住房保障制度”会冲击现有的城市运行模式。但政府土地出让收益的减少，表面上看会影响对工业的补贴，并弱化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将以前对生产要素中土地的补贴，转变为对劳动力的补贴。低成本的住房，可以有效抑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建立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土地价格补贴减少带来的成本上升。（2010年3月1日第9期《瞭望》赵燕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