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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写党史形成了一个单纯的“路线斗争史”的框框，什么都是一贯正确，谁错误，功劳都不去讲，这样写出来的党史就容易绝对化、简单化。真实的历史不是这么回事。改革开放后，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党史研究呈现了新面貌，逐步冲破“传统思维定势”，从唯上的、盲目的以及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编写党史方面，这些年来出版的一些著作，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都破除了“路线斗争史”的框框。比如说到陈独秀，现在的党史是将其作为党的创始人形象来确立的。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曾说过：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共产党的创始人。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但是，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也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犯过“右倾”错误，要承担应有的责任，但不能因为这个错误就把他全盘否定了。过去党史书中谈及党的创建史时，只讲李大钊，不讲陈独秀，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在其它方面，近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不再采取简单地给某个人戴高帽子的做法，例如，提到党在20世纪30年代所犯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时，不再使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这样的提法。对于抗战初期的历史，我们也都能实事求是地来看待，包括党的路线所发生的一些错误，也能够客观地看待。以上都是党史研究的重大进步和观念性突破。

有人也许会问：破除了“路线斗争史”的框架后，怎么来说明党的历史的曲折发展过程呢？在此方面，我们的党史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发展趋向，当这个趋向占主导地位时，我们党的事业就会比较顺利，发展比较健康，取得比较大的成就。另一个趋向是错的发展趋向。当这个趋向占主导地位时，我们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失误就比较多，“文革”、“大跃进”一直往前推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就是因为党的指导思想中错误的发展趋向占据了主导地位造成的。当然，这个指导思想发展的正确的和错误的趋向也可能在同一个事件上表现出来，或同时表现出来。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复杂的历史现象都能够通过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来进行比较合情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