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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才是真信号

居民收入包括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和个体户的经营收入。居民劳动收入偏低，无外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劳动者获取收入的能力减弱，另一种则是财产性收入和个体户的经营收入增加。无论是哪种情况，对占多数的劳动者来说，都是处于不利地位，直接表现就是社会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里。台湾外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温家宝总理今年2月在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我常讲这样一段话：一个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失社会公平，不利于社会稳定。

主动退出，还收入分配和自主创新自由

居民劳动收入所占比例偏低和收入差距拉大，是一组相关联的命题。因为以劳动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居民占多数，而居民劳动收入所占比例下降和财富集中少数人手上，根据逻辑推理的三段论，必然得出收入差距拉大的结论。任何一国的居民收入和消费，都是来自本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按照我国目前的政策，绝大多数居民都拥有这两种东西，为何还出现居民劳动收入所占比例下降和财富集中少数人手上呢？

近段时间来，社会各界人士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改变当前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是关键。如果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那么可以说现行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刚绑架居民。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市场观念淡薄和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发挥强大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抹。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今天，或许能容忍一定的路径依赖和惯性思维，但不能总由政府引领经济增长和把资源全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路径已经不能让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了。居民劳动收入偏低和收入差距拉大，究其根源，就是普通居民对社会资源没有话语权，无法共享到社会发展成果。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难脱其咎。因为这一模式正催生利益集团的形成，使惠及全民的项目投资演变成政府和少数拥有资本、人际关系等资源利益集团的二人转。当然也有历史体制、天生禀赋等原因，但这些不是最主要的。

同时，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高度依赖于政府投资，导致了经济发展和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足。从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来看，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尤其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自主创新显得尤为重要。而以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让人们形成了“等、靠、要”的懒惰思维，更有甚者叹言“要致富，靠铺路，找项目”。特别是在西部落后地区的一些小县城出现了一种“繁荣”假象——各种小酒楼天天宾客满座，人人都想“跑部（部门）钱进”。这样，很多财富、资本被用于奢侈或寻租，而不是用于技术创新，那么又何以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呢？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幸好，大中学少数人的奢侈妄为造成的损失可以由另一部分节俭谨慎的人加以弥补。”要不然，其影响不可估量。

要想构建“橄榄型社会”， 维护社会公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改变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还收入分配和自主创新应有的自由”是当务之急。其实质，就是严格执行中央的有关决定，减弱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莫让“经济转型”成为政治口号。

一是从新定位，转变角色。这一点是老生常谈了，就是人们常说的由运动员向裁判员转型，准确定位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位置，抓好自身建设和宏观调控。

二是健全制度，确保公平。政府引领和经济刺激措施相当于激素，对短期增长有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加强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市场和社会秩序。

三是关注民生，做好保障。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国各项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但教育、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福利体系覆盖范围还不够广、标准还比较低。理顺秩序、做好民生、打牢基础、稳定社会比进行重复建设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