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外交”到“网民外交”
在外交学理论中，外交被普遍界定为国家之间或者说代表国家的政府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在古代汉语中，“外交”的最初含义只是泛指对外交往。后来上升到国家层次，“外交”主要是指国君及其诸侯大夫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中国传统思想极力将“外交”划入国君专利的范畴。《现代汉语词典》将“外交”定义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跟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 《牛津英语词典》明确指出：“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是大使和使节用来调整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业务或技术。”英国外交学的奠基人之一哈罗德·尼克松（Harold Nicolson）就接受了这一定义。鉴于此，鲁毅、黄金褀、陈乐民、金正昆和周启朋等国内学者都明确表示，外交的主体是国家、国家机关或政府。
理论往往落后于实践。清末民初，“国民外交”的思潮风起云涌。“国民外交”是在中国政府极度虚弱或是中国陷入分裂而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国民不堪忍受外交失败而自发地组织起来的外交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鉴于中国在长时期内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无法建立政府间的外交关系，于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积极提倡“民间外交”和“人民外交”，希望通过“以民促官”的方式，最终实现“国家外交”。其中，中日外交关系的建立和正常化就是“民间外交”和“人民外交”的典型案例。
无论是“国民外交”还是“民间外交”和“人民外交”，其主体都不是国家、政府或者外交机构的工作人员，但他们直接参与了外交并影响了外交进程，影响了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国家间关系。比如，中日外交史上的廖承志、孙平化、赵安博、王晓云、肖向前、松本治一郎、松村谦三、古井喜实、佐佐木更三、竹入义胜、西园寺公一和松崎君代等人，中美“乒乓外交”中的科恩（Glenn L. Cowan）和庄则栋。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使网民不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和授权就可以直接与外国发生联系；网民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费用和责任就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当网民的数量和活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网民外交”就会应运而生。
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外交开始部分走向民间和网络。网民可能是职业的外交官，也可能是业余的外交爱好者；网民可能是国家领导人，也可能是普通民众；网民可能是一国公民，也可能是世界公民；网民可能是人们所熟知的那个人，也可能是你永远也无法知晓的某个人。无论如何，他们都在借助互联网这一最便捷的大众工具来有意无意地影响外交。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海外受阻，而中国网民则在与法国政府的外交斡旋中发挥了生力军作用。
总体而言，到目前为止，政府间外交仍是外交的核心和主体，但互联网在形式、空间和参与范围等方面扩展了政府间外交。传统外交模式和手段需要适应互联网时代而不断革新，在网络效应的综合影响下，外交已迎来一个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