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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钱锺书先生交往二三事
www.fjsen.com?2011-03-09 17:42? 卢兴基?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我来说两句

去年是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此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但因我去了南方,未能恭赴盛举,非常遗憾。

1956年,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那时文学所刚从北京大学划归中科院,部分机构已到中关村办公。1961年,我被调到内蒙古,一去就是18年。我在文学所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听过钱先生讲话,可一直没有机会和钱先生交谈,所以那段时间并没有当面聆教的机会。

钱先生是无锡人,我也是,对钱先生早闻其名,也很景仰。我住在中关村,楼下是马路。那时的中关村尚属郊野,附近除了中科院的机构和宿舍以外,没有高楼,汽车也不多。畅春园残存的两座花神庙,突兀地立在草地里,保留着几分静谧,马路上总见有三三两两散步的人。夏天的傍晚,我总能看到钱先生和杨绛先生并行散步的身影。

1958年,我被下放到昌黎“改造”。次年春,钱先生和所里几位老先生也一起到这里来短期“锻炼”,我这才有机会和钱先生交谈。我向他介绍昌黎以及生产队的状况,有时也聊起无锡,却没有涉及自己的事,但我感觉我的情况他可能也了解一些。和钱先生讲话,更像是聊家常,使我没有一点顾虑和拘束。钱先生说话很风趣,常带一点诙谐和幽默,像《围城》的语言风格,但并不尖刻。无锡人把说话尖刻叫“挖掐”,钱先生的诙谐幽默,有时也带点讽刺,但绝无“挖掐”。有一次,我们“打麻刀”,就是把废弃的井绳﹑马缰绳之类的麻绳铡成寸段,击打蓬松,以便和在胶泥或石灰里供抹墙使用。这时,一大堆断麻绳混合着灰土堆在场院地上,我们十几个人围坐着用手里的柳条棍用力地击打。那扬起的尘土,就像腾起的一片“蘑菇云”。平时劳动,我们下放干部是不允许戴口罩的,但“打麻刀”的时候破例让我们戴上口罩,但尘土还是从我们鼻孔两边钻进来,形成黑黑的两片。钱先生就坐在我的旁边,我见他倒是击打得异常认真用力,还悄声用无锡话对我说:“奈伲(咱们)是在弹棉花。”又指着手中的柳条棍说:“这是弹棉花榔头。”他指的是旧时的手工弹棉,我以前见过。弹花匠背着一张大弓,用手中的木棰击打弓弦,使生棉蓬松,但哪里会有如此多的扬尘。钱先生说话像是在自嘲,倒让我忘记了劳苦,也忘记了在旁边地上坐着的、浑身尘土的人,是一位闻名遐迩的一级研究员。我与钱先生的接触,早年也就这么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但如此一幅影像一直印记在我的脑海里。

1979年,我从内蒙古回到了文学所,心里总想着要去拜访钱先生和杨先生,报个平安,也想去问个好。“文革”期间,我想钱先生一定也受了不少苦。然而,我却因为忙于《文学遗产》的复刊﹑改刊工作,要到全国各地去跑,也没有来得及去问候钱先生。等到1980年,《文学遗产》季刊正式出版,我才有机会去三里河的钱先生家里。钱先生对我回到了文学所感到很高兴,杨先生还端出一碗煮好的红枣莲心汤款待我——这也是无锡人招待友人的习惯,叫“点心”。谈话当中,钱先生还随手从书柜里取出一册新出版的《围城》签名后送给我。我曾向钱先生征询过《文学遗产》的办刊意见。他对改版复刊是高兴的,但对它的刊名仍有看法,说今人的研究,不是“遗产”。他的这一意见,早年我已听主编陈翔鹤先生说过。后来,我向领导汇报,但认为沿用已久,为人熟知,不便再改了。我和钱先生也聊起家乡的事,记得我问过,无锡钱姓名人很多,如学者钱穆、工程学家钱伟长,还有钱孙卿等等。他说钱穆﹑钱伟长是荡口钱家,不是同宗。我原以为钱孙卿与钱先生尊翁钱基博排行相同,但钱先生说他们也不是本家。

钱先生不喜欢热闹,对场面上的应酬更加烦苦。杨先生也喜欢清静,但拜访的人仍很多,所以我也顾虑不便多去打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就没有再去钱先生那里了。钱先生和杨先生的近况,我多向几位常去钱家的人打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薛鸿时就住在我楼下,所以我们见面,总不免问起钱、杨二老的近况。

往后,钱先生已不常来单位。后来他生病、住院,我都未能前去探视、问候,心里常自责,因而草就此文,不知能否弥补我的歉疚于万一,也表达我对钱先生的永久怀念。

责任编辑:王秀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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