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比尼预言，中国经济很可能在2013年后硬着陆。此言一出，立刻引来中国学者们基于民族主义情怀的口诛笔伐。在中国经济总量坐二望一、西方经济全面“沦陷”、全球力捧中国模式、中国已有些飘飘然的时候，鲁比尼说这番话显然有些“不合时宜”。
预言从来都不准，因此对一个西方人的话未必要较真。但中国经济确实存在许多潜在危机，在心气很高的时候容易被忽视。
我们不妨听听鲁比尼的“逆耳忠言”。
鲁比尼说，中国的短期和中期经济状况之间，存在着可能影响稳定的潜在冲突性因素。中国经济目前已经过热，但再过一段时间，当前的过度投资，将引发其国内乃至全球的通货紧缩；一旦不断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无以为继，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可能严重放缓。
这些话的潜台词是，尽管中国“十二五”规划意图美好，但中国很容易走上依赖净出口和投资，并压低居民收入的老路。而各国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效地将GDP的一半用于再投资，而不发生产能过剩及银行呆账。产能过剩将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开始，触发严重的通缩压力。
鲁比尼的这番话使人联想到美国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1994年针对当时东亚经济的潜在危机发出的警告。克鲁格曼认为，东亚诸国并没有创造什么“奇迹”，它们的快速发展所依靠的不外乎是国内高额储蓄所提供的投资，而不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其经济增长速度注定会跌落下来。这些警告当时并没有引起东亚各国的足够重视和正面回应。就在1995年和1996年东亚经济连续两年高增长、人们对克鲁格曼的警告已经淡忘时，1997年爆发了一场波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亚洲金融危机”。
前后时隔十多年，两位西方学者先后对东亚经济和中国经济投来了怀疑的目光，而且质疑的机理也惊人地相似。问题似乎主要出在当年东亚各国和中国目前所采用的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出口导向模式。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经济发展战略的深刻反思。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恰逢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发生重大调整时期，美国等发达国家逐渐成为商品和资本净输入国，美国的经济扩张和贸易逆差政策塑造了一个对外国产品极具吸引力的巨大市场，中国等亚洲国家抓住机遇，利用其资源、成本低廉优势生产出具有强大价格竞争优势的产品，大量输往美国，由此形成了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就有一种自我强化趋势，维持着对美贸易的持续顺差。30多年来，出口导向战略在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很快将中国塑造成一个“世界工厂”。可以说，整个经济机器主要是在为出口而生产、而投资。高投资率和持续顺差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的主要引擎。
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早就指出，在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下，过分依赖投资导致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越来越低，最终会使增长不可持续。近年来中国经济其实早就露出了这样的苗头，投资效率日益低下且造成经济失衡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但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容量总能维持一定的投资规模，这使得出口导向战略转型的任务被一再延后。最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强力冲击使中国经济实实在在地遭遇了“外需瓶颈”，于是又一次痛心疾首地感到应当加快出口导向战略转型。但是，由于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种战略转型目前仍更多地停留在口号层面。出口形势稍一好转，经济转型的紧迫感便消失了。在弥漫着过分乐观的氛围中，整个经济依旧在原来的出口导向轨道上疾驶。
这一次，身处局外的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看出了危险。
中国经济在被4万亿元政府投资强力“拉”起来之后，需要扩大消费需求这台发动机的作用。但扩大消费很难立竿见影，需要慢功。出口导向战略转型迟缓使中国经济在艰难“转身”中已显露出许多困难。比如:由于出口受阻，原来为出口而投资、而生产的许多产品，现在出不去了，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比如，由于出口遇阻，企业普遍不愿或不敢投资，致使大量生产性资金闲置下来，或流入房市、股市去投机，加大了资产价格泡沫。又比如，由于扩大居民消费进展缓慢、社会投资意愿不强，经济发展依赖政府投资，引致银行超常放贷，银行积聚了大量风险。再比如，由于外需不足，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又受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不敢花钱”等问题制约；政府投资的边际效应逐步衰减，经济一直存在下滑的危险。还比如，由于出口受阻，整个经济链条都松弛下来，货币政策调控面临“两难”局面，可选择使用的工具不多，利率和汇率的操作空间都受到制约。加息怕影响经济增长；不加息又担心流动性泛滥、通胀加剧。升值怕打压出口部门、吸引更多热钱流入；不升值就得被迫出手干预和频繁对冲操作。
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意识到依靠投资、出口来支撑的增长方式会造成内部需求不足、储蓄率过高、投资率过高，从而引发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以至于通货膨胀，让经济体系中充满了虚拟的资产，最终由流动性泛滥变成流动性的极度短缺，出现所谓资产负债表的危机。出口导向战略如果不尽快改变，迟早将导致经济出现危机。
因此，对鲁比尼的“逆耳忠言”，我们还是应当认真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