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 70多年的镰刀锤子红旗悄然降落，升起了象征俄罗斯的三色旗，这标志着列宁创立的、由共产党执政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政治舞台上彻底消亡。两年前的同一天，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遭处决。在此前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垮台。在世界政治版图上，苏联、东欧这一大片红色已成为旧迹。受国内、国际政治气候的影响，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虽然也出现了北京政治风波，但与苏联东欧不同的是，中国不但顶住了否定社会主义的风浪，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步伐愈加自信而从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倒的秘密，至今仍然是令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困惑并探讨的焦点。
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斯大林在世时曾武断地表示，对苏联经验的任何轻视，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允许的。他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经验看作是唯一的楷模，而且把是否照搬苏联模式作为搞不搞社会主义的衡量标准。为此，1948年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因不甘受制于苏联，被斯大林开除出苏联领导的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冷战开始后，为了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苏联绝不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有任何离心的倾向，要搞社会主义必须照着苏联的模式干。理论上的守旧和来自苏联的压力使得东欧各国始终未能突破这种模式的框框，以致积重难返，沉疴难除，最终分崩离析。
与东欧各国相比，中国较早地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探索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完成的，但对于照搬、照抄苏联，毛泽东一直是不满意的，他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继任者赫鲁晓夫发表揭露斯大林的个人专断、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错误的“秘密报告”，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冲击波。“秘密报告”表面上讲斯大林问题，其实也就是讲苏共的问题，讲苏联模式的问题。既然自己承认有如此多的问题，怎么可能要求其他国家共产党人照抄、照搬呢？所以，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明确提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这一反问，就非常明确地表示要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路。
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探索的脚步一直未停。其间，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一直到80年代，中苏关系由“蜜月”变为陌路，两国两党关系跌至冰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摆脱了一向以社会主义“老大哥”自居的苏联的控制，取得了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动权。当然，在探索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遭遇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挫折。但挫折之后，探索的主动权仍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这与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是不一样的。
东欧许多国家党内一直存在着“国内派”和“莫斯科派”之间的斗争，一直存在着走苏联道路还是走民族道路的争论和斗争。“国内派”领导人由于持所谓“民族主义”立场而被清洗、迫害甚至处死。“莫斯科派”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命于苏联，这些人教条主义严重，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神圣化，缺乏独立自主进行探索的精神，几乎没有改革的主动权。
与苏共不一样，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挫折后，中国共产党较早地开始了新的探索。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开启探索新“长征”道路的起点。在为这次会议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果不其然，十年之后，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真的就应验了邓小平的预言。
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的客观实际出发，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郑重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的讲话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他的话主要是针对苏联而言，告诫他们不要干涉中国的建设事业。
作为中苏关系曲折发展的见证人，邓小平的告诫确有先见之明。“中国特色”的提法提出后不久就受到苏联方面的“关注”。1984年6月21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世界革命进程的主导因素》的文章，大讲“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及其团结一致”，特别指出，“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章说：“出现了企图从修正主义立场解释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以及社会生产同私人生产的相互关系的现象。有些学者鼓吹削弱国家调节经济发展的杠杆，首先是削弱集中计划的作用，提倡市场竞争和扩大私人经济成分的比例。这种‘探索’没有考虑主要的一点，即扩大私人成分孕育着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后果，首先是动摇社会主义经营的基础。”很明显，这种言论正是针对当时中国正在推行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针对中国市场趋向的改革。这篇文章进而指责：“追求民族的独特性，机械地模仿或无视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同样是危险的。”这更是明白地针对“中国特色”而言的。
显然，苏共仍然陷在其僵化的发展模式和观点中不能自拔。因此，当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宣布为实现苏联人民新的“复兴”进行改革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法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的统一意志，并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支持。（选自谢春涛主编《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