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教授的学术文集《记问沉浮：近代史的求真之旅》于近日出版。最先入我眼帘的是作者发表于18年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一文。作为史学理论研究者，笔者深感这个命题的提出至今仍有明显的针对性与重要的建设意义，也由此佩服郭教授学术眼光的敏锐。
郭教授在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成就的同时，也发现学术繁荣背后存在着极大的不足，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入开展的主要因素似乎还不是研究课题本身的陈旧，而是理论研究的相对落后。欲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真正有所突破，更重要的是以理论研究入手，认真检查一下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某些先入为主的定论和研究方法，提高宏观理论的研究水平。”他认为不少研究者仍然在原有的宏观理论框架下，像炒现饭或翻饼式地翻来覆去说现成话，“仍摆脱不了仅为原有理论和有关定论做注解的路数”。
笔者深有同感。近代史学界固然对中国近代史的线索、分期、革命与改良的功过得失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过专题讨论，思想解放带来理论的更新，有的禁区开始突破，并且在挖掘新史料的基础上，提出许多新观点，然而，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住理论的空疏和贫乏，关键在于人们较多地关注对客观历史的理论研究，而忽视了本学科的理论建设。一方面，旧的理论框架仍极大地束缚着学者的研究，另一方面，概念不清以及方法的欠缺等因素影响到对根本问题的认识，甚至导致讨论越热烈就越会引起混乱。“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首先就是要突破原有的理论框架和某些定论。
郭教授指出，人们根据革命领袖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概述，形成了一套认识和解释的基本话语：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结果；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从而决定了近代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暴力反帝与反封建。长期以来，人们都是以这一基本认识为前提来描述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至于“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这两个“半”是在什么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民族命运和历史进退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如何结合的等等具体问题，都缺乏深入研究。正如一位日本学者善意批评的：中国史学界“历来动辄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魔杖。”
郭世佑还指出，以往的基本理论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首先表现在以成败论英雄，以史学功利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眼光来评价前人的失败。他说，由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立宪运动”从整体而言都失败了，有的学者就仅仅以事件的结果来代替其过程的分析，不去仔细研究这些运动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及它们对历史发展所带来的重大推动作用和影响，不去理解有关失败的相对性等等。其次是厚此薄彼，采用双重价值标准，不能客观地评价历史事件。“人们在评价以非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历史运动（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立宪运动）时，往往强调其结果。”并据此贬低其意义。例如，认为洋务派只学了西方的皮毛而没学到西方的根本，洋务运动的失败宣告了洋务派“富国”、“强兵”美梦的破产，从而加深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而在评价以下层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历史活动时，又往往不顾结果，光着重其“正义性”和“斗争性”，并由此阐发其历史作用。例如说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这场长达十余年之久的农民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体现了农民阶级主力军作用和英勇斗争精神，为历史发展开辟了道路。他认为，这种厚此薄彼的历史观，不是公正的历史评价，亟需修正。
厚此薄彼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还表现在对待革命与改革的态度上。此书指出，在革命史观的研究视野与价值体系里，史学界大都颂扬暴力革命而忽视或贬低清末统治者的改革，甚至视之为“伪变法”。近十余年来，对清末“新政”的评价有了极大的改变。不过，又有人以批判激进主义为名，偏爱改革而轻视革命，惋惜暴力反清斗争中断了“新政”，也因此中断了合理的现代化进程，试图从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必要性和合理性。郭教授认为，无论是一概否定“新政”，还是彻底否定辛亥革命，尽管结论不同，但是在思维方式上却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是基于非此即彼、厚此薄彼的极性思维，忽视了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把复杂的历史处理得过于简单化。郭教授既充分肯定“新政”的积极意义，也指出它的种种弊端，从“新政”和辛亥革命的关系中揭示出辛亥革命的必要性。（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